（来源：新华日报）

□ 樊 浩

老龄文明是“积极”老龄化的总体性中国理念、中国话语和中国战略。面对世界范围的老龄化，老龄文明已经成为现代人类文明的重要内涵和形态特质。老龄文明最前沿的课题是什么？一言概之，“居家”。可以说，中国式老龄文明，是“居家”或以“居家”为核心的老龄文明。

理由很简单：居家，是老龄文明的中国传统和中国经验，也是现代老龄文明的中国问题和中国守望。积极老龄化的中国战略，必须破解“居家”的中国课题，建构以“居家”为核心的中国式老龄文明。

“居家”的要义既在“家”更在“居”。“居家”意味着“家”是社会大众具有终极意义的追求，也是社会生活具有基础意义的结构。“居”不仅是对自然家庭的守望，而且表征一种社会建构，使其成员可以在其中“安若家居”。

“居家”是老龄文明的中国传统形态

中华文明形态的首要特征是“国家”文明。“国家”文明与“country”“united states”文明的重要区别，是“家”或家庭在文明体系和价值系统中的不同地位。自西周维新以来，中华民族便选择并走上一条与西方迥然不同的文明道路，这就是家国一体、由家及国的“国家”文明路径。中国传统社会结构是家国一体、由家及国的“身家国天下贯通”的伦理政治形态，这就是梁漱溟所说的“以伦理组织社会”；中国传统经济是以家庭为基础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中国文化或中华文明的价值系统所建构的是以家庭为自然基础和神圣性根源、以伦理为核心的精神世界。国家文明与伦理型文化，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与自给自足的“自然”（以家庭为伦理的自然基础与神圣性根源）伦理相匹合，形成中国人生活世界与精神世界的同一性。

与之相对应，中国传统的老龄文明也是以“居家”为核心的老龄文明。在生活世界，多子女的大家庭建构老年人终极关怀的自然伦理安全系统；在精神世界，以孝道为核心的伦理道德建构终极关怀的文化价值系统，使个体可以“世俗而超越”，在血缘生命的延传中走向永恒与不朽。以此为根基，“国”的重要使命，就是建构和巩固以“居家”为核心的伦理政治制度和伦理政治机制，“忠孝一体”“移孝作忠”就是家国一体、由家及国的老龄文明的伦理政治制度和伦理政治机制。在这个意义上，中国老龄文明的传统形态，就是以“居家”为核心或基础的“国家”文明形态和伦理型文化形态。在生活世界中是家国一体、由家及国的“国家”文明形态；在精神世界中是忠孝一体、移孝作忠的伦理型文化形态。两种形态的同一性基础就是“家”或“居家”。

“居家”是老龄文明的中国经验

近现代尤其是1949年以来，中国的家庭结构及其在文明体系中的地位发生重大变革，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建立不仅是社会制度的革命，而且是家庭制度的革命。但是，回眸现代中国家庭演变史就会发现，社会在解构传统家庭、弱化其在社会体系中本位地位的同时，又为大众建构起“第二家庭”。这种“第二家庭”在农村和城市具有不同的形态。在农村是“人民公社”，在城市就是所谓“单位制”。必须承认一个事实，1949年以后的农村，虽然公有制根本改变了家庭的结构形态和存在意义，但聚族而居的以自然家庭即“第一家庭”为基础的乡村结构没有根本改变。“张家村”“李家甸”，正是以伦理乃至血缘组织社会的自然形态的体现。

在社会建构方面，“公社”之“公”不仅是一种“公”有制的政治形态，而且是“公”众家庭的伦理政治形态。这一体制机制的社会功能，是在血缘关系的“第一家庭”之上，以各种具有伦理意义的制度安排建构“第二家庭”。“一大二公”的平均主义显然具有自然家庭的实体主义取向和伦理性质，而一度流行的“人民公社大食堂”，则将人民公社作为“第二家庭”的意义和特征发展到极致，当然这是一种不成功的尝试。在城市，单位制在相当程度上是可以与西方“公众家庭”设计对话的“第二家庭”。在那个特殊的时代，一个比较完备的单位，往往从托儿所、医务室到临终关怀等“大家庭”的设施和制度应有尽有，“单位人”从子女的照料到最后的丧葬等人的生命全程中的几乎所有问题都“由单位解决”。可以说，公有制解构了自然家庭或“第一家庭”，也弱化了它在文明体系中的地位，但同时又设计和建构了“第二家庭”，虽然它们在改革开放中都被证明内在存在重大缺陷，但不得不承认，这些制度设计和安排，不仅体现和演绎了中华文明的“国家”基因，而且对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居家”是现代老龄文明的中国问题

“城市化”动摇甚至根本改变了乡村作为文明和伦理策源地的地位。人口向城市的大量流动，瓦解了传统乡村聚族而居的社会结构，使农民从“熟人社会”“亲人社会”的“村民”变为“陌生人社会”的“市民”。城市改革的重大标志之一，是“单位”成为“第二家庭”。

“第一家庭”和“第二家庭”都发生了重大甚至革命性、颠覆性的变化。今天的中国社会，从家庭结构、家庭观念到家庭能力，都已经发生重大变化；“第二家庭”已经被社会保障以及各种养老机构、幼儿机构所替代。然而，唯一不变的，是人们对家庭的伦理守望，至少是处于社会变化进程中的一代人或几代“原人”的守望。对于家庭的伦理守望，在社会大众的养老意愿中得到最集中最突出的体现。

根据我们所进行的2022年的全国大调查，中国社会大众关于养老的家庭伦理忧患选项中，“独生子女难以承担养老责任，老无所养”，与“子女尤其独生子女缺乏责任感，孝道意识薄弱”，分别以30.4%和29.6%居第一和第二位，它表明伦理忧患正由道德品质向伦理能力转化。在理想的养老模式中，“居家”是绝对选择。其中，“与子女同住”以37.0%居首位，“社区居家养老”以19.9%居第二位，“与子女同一小区分开居住养老”，以15.5%居第三位，“在自己家找保姆养老”以9.2%居第四位。这一图谱显示，“居家”是绝对意愿。

以“居家”为重心的老龄文明中国方案

以“居家”为重心，建构老龄文明的中国方案，总体上有三个基本结构。其一，捍卫和蓬勃“第一家庭”；其二，探索“第二家庭”的建构；其三，“第一家庭”与“第二家庭”相整合，建立以“居家”为着力点或重心的伦理关怀的老龄文明体系。

在现代家庭的结构、模式和文化意识已经发生深刻变化的背景下，捍卫和蓬勃“第一家庭”即自然家庭，核心是重建和提升家庭的伦理承载力。在策略上，必须进行三项基本努力。第一，在公共政策和价值系统中，激励婚育，从政策系统与价值系统两个维度提升婚育伦理能力，捍卫家庭伦理。第二，培育新型孝道意识和孝道能力。第三，捍卫“第一家庭”的伦理素质，在利用新兴科技提供养老服务的同时，防止科技造成家庭的伦理替代和伦理逃避。总之，要捍卫“第一家庭”的伦理实体性，并为之提供公共政策的设计与保障。

探索和建构“第二家庭”的现代形态，是一个重要任务。要看到，以社会保障和市场机制为基础的公共政策和社会设计，虽然能有效解决现代老龄文明的一些紧迫问题，但它只能解决“能养”问题，不能真正满足社会大众“居家”的深层伦理需求。从老龄文明的维度，“第二家庭”的现代探索，在管理战略方面必须进行三大努力。第一，探索、建构和完善社区养老模式，因为在“第一家庭”的伦理承载力严重超载的条件下，它是一种满足“居家”基本需求的比较可行的策略，也是社会大众“居家”的四种选择中比较折中的方案。第二，培育、提升养老公共政策的“居家”伦理内涵、伦理气质与伦理素质。现有的公共政策，以“服务”为重心，必须在此基础上提升，以“居家”的伦理关怀为重心。第三，探索和形成以“居家”为核心的公共政策体系、服务体系和战略体系，如子女与父母同住伦理激励政策、“近距离”公共政策、子女探视的伦理政策，形成以伦理关怀为取向的公共政策与公共服务新体系。最终，构建起以社区居家养老为突破口，形成以“第二家庭”探索为着力点的“多元居家”公共政策体系和社会服务体系。

（作者为老龄文明智库学术委员会主任，道德发展智库首席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