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妇女报）

转自：中国妇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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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中国社会的婚育模式正在经历深刻变革。在一些地方，人们初次结婚时的平均年龄已突破或接近30岁；与此同时，女性生育一胎的年龄也在同步延迟。但与此不相适应的是，当前我国婚育健康服务仍沿袭“适龄婚育”的习惯，服务供给滞后，政策激励也不够。立足健康中国战略目标的实现，当下亟须构建贯穿“婚前—婚后—生育期”的全周期健康服务体系，以有效缓解初婚推迟引发的生育健康危机。

　　■ 王俊

　　近年来，中国社会的婚育模式正在经历深刻变革。在一些地方，人们初次结婚时的平均年龄已突破或接近30岁；与此同时，女性生育一胎的年龄也在同步延迟。但与此不相适应的是，当前我国婚育健康服务仍沿袭“适龄婚育”的习惯，服务供给滞后，政策激励也不够。立足健康中国战略目标的实现，当下亟须构建贯穿“婚前—婚后—生育期”的全周期健康服务体系，以有效缓解初婚推迟引发的生育健康危机。

　　初婚推迟仍处于加速期

　　根据人口普查数据，1990年我国男性平均初婚年龄为23.59岁，女性为22.15岁；到了2020年，男性平均初婚年龄上升到29.38岁，女性上升到27.95岁。其中，安徽、广东、上海等地男女平均初婚年龄均已突破或接近30岁。

　　从趋势上看，中国初婚推迟的趋势并未触顶，仍处于加速期。以女性为例，有研究发现，20世纪90年代末出生的女性初婚年龄中位数已达30岁；2020年人口普查时，该出生队列女性人口中，超过一半仍处于“未婚”状态。另有学者预测，1995年以后出生的女性终身未婚率可能会超过15%，这一现象将进一步拉高平均初婚年龄。

　　初婚推迟正在削弱个体的生育能力

　　初婚推迟引发的不孕不育、婚前流产以及母婴健康风险攀升等，正逐渐成为基础性公共卫生问题。

　　首先，初婚年龄推迟增加了不孕不育风险。据调查，目前我国育龄人群的不孕不育率已超过15％，不仅高于全球平均水平，且仍在持续上升。可能的原因之一是婚育年龄的持续推迟：生物学研究显示，女性的最佳生育年龄在20岁至30岁之间，35岁之后卵巢储备功能明显下降、生育能力迅速衰退，40岁以上女性的自然受孕率已不足20%。随着初婚年龄的持续后移，当下大量女性在步入婚姻时，已临近甚至超过最佳生育年龄段。更晚生育，意味着更高的不孕不育的可能性。生育推迟不仅让怀孕变得更加困难，也让原本通过自然妊娠就可以完成的生育过程，逐步转向依赖成本高、技术复杂、心理负担沉重的辅助生殖。使生育从自然行为转化成了高门槛、高代价的“风险型事件”。

　　其次，初婚推迟延长了婚前性活跃期，使婚前生殖健康成为问题。在避孕服务普及度不足、性教育滞后的大背景下，意外妊娠与非计划性流产的发生率居高不下。尤其是高校学生、城市流动青年等群体，人工流产频率高、医疗保障缺失等问题存在。值得注意的是多次流产可能会导致子宫内膜变薄、输卵管堵塞、黄体功能障碍等生殖系统损伤，直接削弱未来妊娠能力。

　　第三，生育年龄推迟显著增加了母婴健康风险，进而导致“恐育”情绪蔓延。医学上将35岁及以上的产妇定义为“高龄产妇”。研究发现，她们可能面临更高的妊娠高血压、妊娠糖尿病、早产、胎儿畸形、分娩并发症等风险，产后康复压力也更大。一些女性对这些健康风险高度敏感，而信息环境中关于“高龄产妇并发症”“高龄育儿焦虑”的密集传播，进一步放大了个体的风险预期。“风险认知前置化”不仅引发了心理层面的焦虑，也造成了行为层面的生育回避。

　　有效缓解初婚推迟引发的生育健康危机

　　立足完善“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的制度目标，当下亟须重构婚育支持政策体系，以有效缓解初婚推迟引发的生育健康危机。

　　其一，构建贯穿“婚前—婚后—生育期”的全周期健康服务体系。当前公共服务体系对婚育健康的关注，主要集中于“怀孕—分娩”阶段，然而，这却忽视了更早期的健康干预。有效的政策体系应将干预时间前移至婚前和婚育准备期，比如，建立免费的婚前健康风险评估机制、加强青年的性健康教育与避孕服务、系统规避人工流产带来的健康损伤、完善助孕与不孕症诊疗支持体系等。

　　其二，突破现行婚育政策对传统家庭结构的制度性依赖，提高政策适配的灵活性。设计育儿补贴、托育服务、产假政策、辅助生殖治疗报销等制度安排，进行更具包容性的政策设计。

　　其三，以公共叙事引导对生育风险的合理认知。具体而言，需构建基于科学认知的婚育健康传播体系，强化高龄不是“不能生”而是“需要妊娠管理”的理性认知，减少过度焦虑与“恐育”信息传播；推动主流文化从“生育焦虑叙事”向“育儿支持叙事”转轨。

　　政策落地的潜在挑战与应对路径

　　重构婚育支持体系具有多重紧迫性，但在实际推进过程中，也需充分预见可能面临的挑战。一是社会观念的滞后。当下，社会对于辅助生殖等非传统婚育形态仍存在一定程度的文化偏见与制度性障碍，这可能削弱政策的实施效果和人们对其的接纳程度。二是公共财政面临压力。辅助生殖治疗、高龄妊娠管理等均涉及较高的医疗成本，若全面纳入医保支持，将对现有公共财政体系构成较大压力。三是区域分化导致资源错配。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在人口结构、医疗资源、教育普及水平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这可能会导致生育支持政策实施过程中，出现效果分化甚至资源错配问题。

　　针对以上挑战，需从以下几方面同步发力：首先，完善法律保障与文化引导。通过国家层面立法，明确保障所有公民的平等生育权，推动社会观念转变。其次，优化财政资源配置。采用分阶段、分区域推进策略，优先在大城市及高生育意愿地区开展政策试点，探索财政补贴、商业保险与个人支付合理分担机制，确保政策实施的可持续性。三是加大区域扶持力度。通过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医疗人才流动激励机制等方式，补强中西部地区婚育健康服务，缩小地区差距，提升整体政策效果。完善生育储备支持、辅助生殖纳入医保等创新政策安排，提升政策体系的适配性。

　　（作者为武汉市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注：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性别失衡背景下的城乡异向婚姻挤压问题研究”（21BRK005）阶段性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