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亮叔行动学）

01

少年时特别喜欢李敖。

我至今记得他对琼瑶的批判，当时读得酣畅淋漓：

“琼瑶应该走出她的小世界，洗面革心，重新努力去做一个小世界外的写作者。她应该知道，这个世界，除了花草月亮和胆怯的爱情之外，还有煤矿中的苦工，冤狱中的死囚，有整年没有床睡的三轮车夫，和整年睡在床上的要动手术才能接客的小雏妓。……她该知道，这些大众的生活与题材，是今日从事文学写作者所应发展的新方向。从事这种题材的写作，它的意义，比一部个人的爱情小故事要大得多。”

——李敖《没有窗，哪来窗外》

李敖这套现实主义的写作观，直接影响了我青少年时代的写作风格。我觉得一个写作者就应该路见不平、以笔为剑，“只为苍生说人话，不为君王唱赞歌”。

人到中年，再回想起李敖对琼瑶的批评，只觉得恶毒，完全是血口喷人。

因为琼瑶的工作，不是调查记者，不是大法官，而是市场分工中一个最专业的言情小说家，这份工作，和流行歌手、相声演员没有什么本质区别，都是为消费者提供娱乐服务的。

李敖用这种现实主义的写作观，批评过许多作家。在他眼中，现实主义题材之外的写作，无论是言情还是武侠、科幻，全部是错误的、轻浮的、毫无价值的。就像高高在上的古代诗人对歌女的轻蔑：

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

李敖年轻时曾经因为抨击国民党的黑暗统治而进过监狱，这当然很勇敢，但是，要求其他写作者都和自己一样勇敢、一样关注现实、针砭时弊，就是一种道德绑架了。

这套道德绑架，甚至可以针对任何人。

比如：你此刻为什么在刷短视频？为什么不关心非洲儿童的悲惨生活？为什么不关心农村老人的养老问题？为什么从来没有为几千万残疾人捐赠过一块钱？

道德绑架，是不道德的。

02

李敖手中的道德大棒，“唯现实主义”的写作标准，并不是他的原创。

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里，很多文人就是拿着这一道德大棒，把一切风花雪月的文学都贬低为毒草、垃圾，认为只有“文以载道”、书写民生疾苦、把创作当成一种改良社会的政治工具，才是唯一正确的道路。

这种思维，我们甚至可以追溯到古代。比如，唐朝的白居易就曾经抨击前代的著名诗人陶渊明、谢灵运、李白这些人格局太小，不关心人民的苦难，整天写什么山山水水、田园风光、个人情感，完全背离了“文以载道”的传统。

白居易是我很喜欢的诗人，他写得那些反映民生疾苦的诗歌（如《卖炭翁》）当然有很高的历史价值，时至今日依然震撼人心。但是，如果要求每个人诗人都像白居易、杜甫一样关怀现实、忧国忧民，那对文学史而言，并非一件幸事。

白居易对陶渊明等人的批评，就像李敖对琼瑶的批评一样，让我们感受到一种粗暴和荒谬，因为陶渊明是一个田园诗人，而且是一个隐士啊。怎么可以拿杜甫的风格来评判陶渊明？

一个创作者关怀现实，为弱者发声，当然很高尚，但是，如果他要求其他创作者都必须像自己一样，如果他看到其他类型的创作风格就予以轻蔑、否定和攻击。

那么，这种强烈的道德感，已经变成了傲慢与偏见。

道德用来要求自己，是善良、是自律，用来要求别人，就变成了道德绑架，甚至有很可能会变成一种恶。就像一个人自己捐款是善良，强迫别人捐款，就是丑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