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技术路径而言，中国的科学家和工程师深知，在当今世界竞争最为激烈的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绿色能源、生物技术等领域，中国无法依靠单一力量实现对既有创新路径与工程范式的超越，而是需要在追踪全球前沿发展动态的过程中，格外重视技术交叉与集群技术破局。比如，尽管在单芯片制程上仍落后于美国一代，但华为公司通过“数学补物理、非摩尔补摩尔、群计算补单芯片”的创新策略，基本实现了系统级的性能突破。再如，在算力产业发展路径上，美国依靠强大的算力取得领跑优势，中国则更重视算法创新与效率提升，以DeepSeek为代表的中国企业取得的突破便是这条路径有效性的证明。

随着基础研究领域研发投入强度不断提升，中国正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投资未来。统计数据显示，2024年我国基础研究经费支出达到2497亿元，比上年增长10.5%，比研发经费增速快2.2个百分点，这充分体现了中国科技企业以及其他相关实体夯实基础、布局长远的战略考量。

以实践逻辑而言，中国具备诸多天然优势。科创人才辈出、“工程师红利”持续释放结合14亿多人口的超大规模市场等，为中国在人工智能、高铁、新能源汽车等领域成为全球创新标杆奠定坚实基础。

近些年来，中国不断加大新型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的投入，这既是致力于解决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矛盾的基础性工作，也为新技术、新产业和新业态的发展提供了必要支撑。其中，高铁就是中国在集成创新领域不断取得突破的“代表作”之一。如今，中国高铁营业总里程达4.8万公里，占世界高铁总里程70%以上。不仅高铁，中国依靠全球首屈一指的工程师队伍培养体系以及机器人应用量，结合海量数据、算法投入等其他要素形成集成竞争优势，在新能源汽车、无人机、太阳能等领域也陆续站上世界领先地位。

随着中国高校加快布局和强化STEM（科学、技术、工程、数学）相关专业的教育，各级政府更加重视科技人才培养与科技创新的良性互动，特别是年轻人在创业和择业过程中越来越重视技术开发与人工智能初创等领域，在庞大市场等因素支撑下，中国未来在推出颠覆性技术方面还有巨大潜力可挖。

就溢出效应而言，中国在高科技领域取得一系列重大突破，但并未将其作为把持全球产业分工“绝对优势”甚至获取垄断地位的工具，而是特别重视面向全球尤其是广大全球南方国家进行技术转让和普及应用的开放性与普惠性。比如，中国的开源人工智能被认为是推动全球进步的催化剂，让每个国家和行业都有机会参与人工智能革命。这与一些发达国家及其企业的做法形成鲜明对比。

不仅如此，中国近年来还主动与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开展前沿领域科技交流和联合攻关，通过“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以及实施“一带一路”科技创新行动计划等，不断对外释放中国技术研发和产业发展的红利。

何以“后发变先发”

白明

为什么中国能在众多后发国家中脱颖而出，率先释放后发优势，在实现经济社会整体快速发展的同时，还在一些关键领域实现赶超甚至获得世界领先优势？这是近些年来备受国际舆论关注和热议的话题。

作为发展经济学的重要理论之一，后发优势理论已经经过了数十年的演进发展。20世纪6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亚历山大·格申克龙在总结德国、意大利等国经济赶超经验的基础上提出这一理论。在格申克龙以及其他一些经济学家的研究和丰富之下，后发优势理论变得更加完善和系统化，但若简单加以概括，后发优势一方面是强调在发展要素层面，后发国家可以通过引进先发国家或者说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设备和资金等，在相对较短时间内享受“技术红利”，在较高的起点上启动和加速本国现代化进程；另一方面是在发展经验层面，可以参照借鉴先发国家工业化进程中的经验教训，避免或者尽量少走一些弯路，进而也更容易实现“弯道超车”。

有关后发优势的归纳总结大体如此，但不同后发国家的禀赋和基础往往存在差异，使得它们验证后发优势理论的实践成果不尽相同，释放和保持后发优势的速度和能力不一。另外，一些已经开始展现后发优势的国家，越是接近先发国家的水平，后发优势的边际效应越是相对递减，一些后发国家的发展因此遭遇瓶颈。那么，为何中国几十年来能够保持稳定快速发展，并在越来越多领域呈现“后发变先发”的趋势？

就内部而言，除了拥有世界上最完整的工业体系和成熟的产供链、14亿多人口提供巨大人才储备和超大规模市场等因素，一个关键原因在于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有机结合。一方面，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通过消门槛、破壁垒、除阻碍的一系列措施完善市场规则，优化市场环境，畅通要素流动，这有利于提振广大经营主体的信心和干劲，激发市场活力。另一方面，市场不是万能的，经济发展是一个夹杂技术创新和结构转型的复杂过程，需要政府在必要时加强宏观调控、提供政策支持，以克服市场失灵问题，维持经济社会平稳运行，提高发展效率。

就外部而言，深度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和参与全球产业分工，与其他国家在互补和合作中实现互利共赢，同时注意取长补短，不断实现自我提升和完善。其中，科技创新也经历着同样的过程，也就是要充分融入世界创新体系。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化，一个国家、一个企业通常难以生产所有东西，而是需要基于全球产供链和价值链开展合作，通过专业分工，实现更有效率的发展。

正是基于这样的历史大势和现实经验，在经济全球化遭遇越来越强逆风、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盛行的当下，中国依然坚定不移地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因为“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导致落后”是历史的铁律；在后发优势的边际效应开始递减、一些国家大搞科技“脱钩”的情况下，中国强调以科技创新引领高质量发展，不断强化自主创新，同时继续坚持与世界共享科技创新红利。

正如一些学者注意到的，虽然后发优势在理论上适用于每个发展中国家，但二战结束以来的几十年间，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现代化道路并不顺畅，只有少数国家能够实现持续稳定的动态增长。正是基于这样的现实，作为“后发国家获得先发优势”的最新典型案例之一，中国的发展实践与经验尤显珍贵。中国做对了什么？一言以蔽之，就是在于坚定不移办好自己的事，在高水平开放中推动深层次改革和高质量发展。

从中国技术跨越道路中找答案

李长安

对于中国快速发展并成为创新型国家的原因探讨，一直是国内外学者关注的一个重要话题。在诸多解释中，充分发挥后发优势进而实现后来居上的战略目标，被认为是中国迅速实现创新发展的一个成功经验。

事实上，后发优势理论自20世纪60年代提出直至20世纪80年代，一直是发展经济学的核心内容之一，但此后却随着发展经济学日渐式微而不被重视。其中一个根本原因就是发展经济学的众多理论，也包括后发优势理论在内，绝大多数都是发达国家已走过道路的经验总结，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实际国情存在明显差别。其理论基础也往往是基于完全自由竞争市场理论假设而得出的结论，在实践中无法广泛应用。

如今，中国举世瞩目的发展又为后发优势理论诠释了一条新的成功之道。经过不到半个世纪的发展，中国不仅成为专利申请量全球第一的国家，还在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第四次技术革命浪潮中实现诸多领域的超越和领先。以人工智能技术为例，中国已经成为全球人工智能专利的最大拥有国，在全球的占比达到60%。

要更深入地解答这个问题，需要从中国发展道路的选择出发。在改革开放之初，中国主要采取引进和模仿为主的策略，一方面大量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另一方面开展模仿创新。对外开放不仅充分利用了国际贸易中“技术外溢”的效应，还有效缓解了国内资本短缺的问题。截至2024年底，中国累计吸引外商投资企业超123.9万家，实际使用外资规模达20.6万亿元人民币。时至今日，中国仍是世界上技术引进规模最大的国家。

另外，中国还十分重视智力引进，众多留学归国人员加入科技创新与转化的队伍中，催生了许多创新型企业。而模仿创新则以较低的成本培养了国内最早的一批技术人员和创新型企业。目前，我国高新技术产业成为吸收外资的重要力量，所占比重持续提升。据统计，2023年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609.8亿美元，占实际使用外资的比重由2019年的28.3%提升至37.4%。其中，高技术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428.8亿美元，高技术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181亿美元。

通过引进来、走出去和学习模仿，中国在许多技术领域实现跨越式发展。以互联网产业为例，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互联网企业大多是学习海外。如今，随着技术的不断成熟以及商业模式的创新，中国在移动互联网领域已经实现领先。在此过程中，中国积累了大量的产品、技术、人才和资本优势，为以大数据为基础的人工智能时代实现更大发展奠定了基础。另外，中国的高铁、新能源汽车、机器人等，无不是在消化引进吸收国外先进技术的基础上实现再创造、再创新，并一举占领国际前沿领域的。经过多年发展，中国已经走出一条在“引进—消化—创新”中实现技术跨越的道路。

最后需要强调的是，中国之所以能够充分发挥后发优势，还有一个重要经验就是打破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对于“完全依赖市场”的迷信，转而在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同时，注重发挥政府的主导和引领作用。事实上，完全照搬新自由主义模式，不能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正是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无法实现经济起飞的主因之一。而政府与市场“两手都抓、两手都硬”的中国实践，因为不符合西方传统经济理论和理念而一度在西方学界和舆论场中受到排斥和怀疑，也就不难理解了。值得注意的是，近几年来，西方对新自由主义的反思和批判增多，更加重视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正在逐渐成为西方许多国家内部的共识。这其中，中国经济发展与科技创新的实践经验，不能不说对世界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