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嘉兴日报）

转自：嘉兴日报

　　■乐忆英

　　嘉兴桐乡地区的酒文化可谓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史籍记载，自唐宋以来，朝廷已在乌镇、石门等地设置酒正。宋嘉泰年间，黄榦（号勉斋）监崇德县石门酒库。宋时崇德的酒税务基址在今崇福镇万岁桥（南桥）东南。

　　宋代对酿酒业的控制非常严，开办了大量官营酿酒坊，从生产到销售全方位把控，实行专卖。当时，民间个体酿酒必须从官方购买酒曲，同时缴纳重税。黄榦《勉斋集》中对石门镇官营酿酒坊的营收进行了记载，从中可以知道当时国家的酒税利润有多高：国家每年投入2700贯本钱，得到收入1.07万贯，利润8000贯，留了2000多贯给酒坊继续做本钱。这仅仅是一个镇的酒坊营收。

　　明代废除了榷酤制度，允许民间自由酿酒，而且只需缴纳很少的酒税（酒曲税的税率为2%），这使明朝酒业异常繁荣。以乌青镇为例，当时较大的酒坊有二十余家。至嘉靖、万历时期，乌青镇迎来了历史上的繁荣时期，“地僻人稠，商贾四集，财赋所出甲于一郡……宛然府城气象”。人们聚会，少不了饮酒。有记载说，戏曲家王济辞官回镇后，精心修筑园第，招宾客宴饮。但见台上演出戏曲，台下名士云集，赋诗饮酒，醉而复醒。宁波人丰坊于酒酣耳热之际，挥毫泼墨：“横山堂上乌程酒，醉墨亭中顾渚茶。”

　　清代依然沿袭明代的酒税制度，上至达官贵人，下至平民百姓，多以饮酒为乐，酒成为人们生活中的一部分。乾隆年间乌镇陆世埰《双溪棹歌》云：“木棉花落棉车忙，红莲稻熟酒车香。西庄南庄教妾织，长水短水劝郎尝。（原注：西庄、南庄布名，长水、短水酒名。）”说明清乾隆年间的乌镇已有名为长水、短水的酒。嘉庆、道光年间，洲泉诗人吴曹麟《语溪棹歌》载：“村路迢迢晚色冥，行人手自挚双瓶。问渠有客杭州到，好酒须赊竹叶青。”有客人从杭州来，家里一时没钱买酒，但主人还是去酒店赊了两瓶竹叶青，用来招待远方来客。这不仅体现了洲泉淳朴好客的乡风，也说明人们聚会时酒是必不可少之物。

　　沈涛《幽湖百咏》云：“酒价卢家远著名，迎春桥外估帆停。塘南共醉苏泉白，塘北还沽竹叶青。”濮院的卢家三白酒远近闻名，尽管酒价昂贵，但迎春桥外仍停满了装酒外运的商船。塘南乡民喜饮苏泉白，而塘北乡民则爱竹叶青。

　　桐乡境内，以乌镇三白酒最负盛名，其中以“陶复昌”所酿为佳。“陶复昌”以好酒糟烧之，取其上蒸之气。但乌镇三白酒没有像濮院卢家三白酒那样远销外地。清末民初，乌镇不少人家以酿酒为业。最盛时有“烧酒灶头”三百多副。一走进乌镇，就有一股浓浓的酒香扑鼻而来，让人不由得想起梁章钜《楹联丛话全编·楹联三话》中的酒肆联：“钱梅溪曰：途中遇沽酒者，或卖花者，其香扑鼻可爱，拟将采入诗中，而未得也。偶见市中酒肆挂一联帖云：‘沽酒客来风亦醉；卖花人去路还香。’不知何人所作，可谓先得我心者矣。”

　　丰子恺爱喝酒，在家乡石门时喝杜搭酒，在外喝绍兴黄酒，所以，他的作品中不时会提到酒。《辞缘缘堂》中写道：“冬天……廊下晒着一堆芋头，屋角里藏着两瓮新米酒，菜橱里还有自制的臭豆腐干和霉千张。”文中所说的“新米酒”即“杜搭酒”。乡谚云：“毛焐芋艿杜搭酒，客人见了勿肯走。”杜搭酒是用当年新收的晚稻米做的酒，香气四溢，若贮藏得当，能从初冬一直喝到来年暮春。

　　丰子恺所写随笔《癞六伯》中介绍了一种名叫“时酒”的酒：“时酒，是一种白色的米酒，酒力不大，不过二十度，远非烧酒可比，价钱也很便宜，但颇能醉人。因为做酒的时候，酒缸底上用砒霜画一个‘十’字，酒中含有极少量的砒霜。砒霜少量原是无害而有益的，它能养筋活血，使酒力遍达全身，因此这时酒颇能醉人，但也醒得很快，喝过之后一两个钟头，酒便完全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