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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清洁能源投资

随着美国总统特朗普开启第二任期，美国气候政策再次“转向”。截至目前，其气候领域政策主要变化体现在：一是否定气候变化共识，退出《巴黎协定》，摆脱国际气候承诺对本土能源政策制定的“束缚”。二是为化石能源发展“松绑”，解除限制化石能源发展的政策。三是全面赋权，集中资源强化化石能源发展，包括放宽化石能源的销售和相关环境许可、加速能源基础设施的建设和交付、协调对基础设施建设的资助等。四是修订对可再生能源的税收抵免和补贴规则，减少补贴规模。颁布《大而美法案》，调整和缩减对大多数清洁能源项目的补贴和税收抵免额度，并设置“限制与被禁止的外国实体”条款，强化补贴监管。

尽管特朗普政府对应对气候变化有着鲜明的反对态度，但美国“清洁投资（clean investment）”方面确表现出了极强的韧性，近年来投资额持续增长。2025年一季度，美国“清洁投资”总额达到670亿美元，同比增长6.9%。在投资分布上，以零排放汽车消费、分布式电力和储能投资、热泵消费为代表的零售领域占比最高，一季度占比达49.8%，其次是清洁能源生产和工业脱碳技术应用领域投资，占比为29.4%；最后是减排技术装备制造领域投资，占比20.8%。美国在清洁投资上的分布结构显示出美国对清洁技术产品和装备方面的需求远大于供给。在地理分布上，清洁投资已成为美国各州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显示出与政治倾向脱钩的趋势。部分传统“红州”，以及2024年支持共和党的摇摆州，清洁投资占该州GDP的比值均高于表现最好的“蓝州”。

综合分析，除政策鼓励措施外，驱动美国清洁投资的主要因素包括：

一是清洁技术装备存在供给缺口。结合美国现有的关税、税收政策和法规，基于未来不同的碳排放场景预测，到2035年，美国本土光伏、风电、电动汽车，以及动力电池产能都难以完全匹配市场需求。因此，即使产业鼓励政策存在不确定性，但在高进口关税壁垒下，本土产能缺口将对美国清洁投资形成驱动。

二是可再生能源电力成本优势凸显。近年来，美国可再生能源平准化度电成本（LCOE）显著下降，尤其是光伏和风电，已成为成本最优的电源。对比传统电源，新建风电、光伏设备即使在没有《通胀削减法案》的补贴下，LCOE成本区间的下限已分别降到27美元/MWh和29美元/MWh，与核电和燃煤电站的边际发电成本区间的下限相接近，优于燃气调峰机组，略差于燃气联合循环机组。在此背景下，2024年美国太阳能发电新增装机达到49.99GW，占全年新增发电装机容量的66%。

三是可快速响应AI算力增长带来的用电需求。根据美国电力研究委员会（EPRI）预测，到2030年，在不同增速发展情景下，美国数据中心的年耗电量将占美国发电量的4.6%-9.1%，较目前4%的水平大幅提升。但美国电网基础设施因审批流程复杂，建设周期通常超过十年，大型发电基础设施难以短期内通过公共电网为数据中心的快速扩张匹配电力。因此，基于光伏和储能构建的微电网系统是当前美国解决数据中心能源供需矛盾的最优解之一，尤其是光伏和储能成本大幅降低，以及电力的绿色属性大幅提升了其投资的经济性和社会价值。

四是绿色转型在美国具有较高的民意基础。美国耶鲁大学气候变化沟通项目在2024年12月进行的一项民调显示，大约63%的美国人表示，开发清洁能源应是政府的高优先级事项。企业方面，美国仍有近半数的大型企业重视并实施了气候行动。

五是能源安全。可再生能源有助于美国提升能源供应多元化和抗风险能力，同时有利于电力基础设施的快速本地部署，并提供大量的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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