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禾刀

　　众所周知,“隋唐大一统前长期存在南北分裂的局面,比如南方是东晋、宋、齐、梁、陈；北方先是十六国,后是北魏,后又分裂成东魏、西魏,后来又演变成北齐、北周”。大分裂时的南北大小政权,“都把自己称为‘中国’”,这给实现大一统后的隋唐史官出了不小的难题:何为“中国”?何为正统?面对史官的久论不决,唐太宗一锤定音:“二史并修,北方政权修一部《北史》,南方政权修一部《南史》,双方都是‘中国’,都是平等的。”唐太宗的修史智慧为后来者所沿用,如元朝采取《辽史》《宋史》《金史》三史并修,“承认他们都是‘中国’,都是正统,都可以修正史”。

　　什么是“中国”?“中国”从何而来?古往今来又经历了什么?从上下五千历史中,梳理“中国”概念的形成与形塑,一直是学者竞相探究剖析的课题。《何以中国:葛剑雄文集第8卷》虽是葛剑雄的一部文集,但其多篇文集主题主要集中于“中国”二字跨越漫漫历史时空的精辟解读。本书所辑文章,其行文风格既承接了葛剑雄一贯的严谨学术态度,又不见一些学术作品的佶屈聱牙,语言通俗易懂,逻辑平白通透,特别是就古代帝王对修史悬案的剖析尤为精彩。

　　“中国”一词最早的出处,源自1963年8月陕西宝鸡东北郊贾村出土的一件青铜器,其底部铸有一篇122字的铭文,其中有“宅兹中国”一句,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中国”一词。葛剑雄仔细考证后指出,夏、商、周时代的“中国”,内涵空间狭小,往往仅指一个城郭。随着诸侯势力骤增,控制面积与日俱增,“中国”外延随之水涨船高。

　　在葛剑雄看来,中西文明历史交往非常有限。汉唐时代,虽然可见中国与西方交往的历史记录,但“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真正的开放,一直被认为最开放的唐朝,其实也是‘开而不放’”。无论是汉代还是唐代,外族来者甚众,而汉唐则不允许本国人出境。明朝虽有郑和下西洋,但这样的交往仍旧严格局限在极少数官派群体,其主旨也并不是真正在于推动中西方的商贸文化交往,而在于永乐皇帝寄希望于以营造万国来贺的盛景,为自己篡位而来的合法性提供更多旁证。另一个事实是,自郑和以后,明朝推行了极其严格的海禁政策。

　　导致这种单向度交往的原因众多。“首先,中国古代没有正常的外贸,只接受‘朝贡’”。朝贡满足了中国古代帝王对个人权力的想象,而对外国人而言,这种朝贡的利益回报极其丰厚,是一门不错的生意。“其次,商人的地位低,商业不受重视”。自古以来,从事商贸活动并不为社会待见。“再次,陆上边疆地区控制严密,百姓不能出境”。

　　“为什么西方人到海边就看到了希望,看到了未来,而中国一流的学者到了海边就到了‘天涯海角’,感到穷途末路了呢?”葛剑雄指出,西方的海洋文化主要源自地中海。地中海周边都是人口稠密之地,无论是贸易还是交往,借船出海距离都不会太远,海洋具有明显的交通优势。而古代中国由于缺乏科学宇宙观和海洋知识,对海洋的探索极为有限。相较于可以种植农作物维持生计的陆地,仅有“鱼盐之利”的海洋缺乏生存优势。

　　葛剑雄指出,每个朝代都自诩“中国”正统,这一策略彰显帝王寻求统治正统性的变通之举。而中国历史朝代经多次更迭,原来的人口和文化,与周边多个民族出现交融。如北方的胡服、坐椅习惯被推广,而经丝绸之路引进的粮食瓜果蔬菜等,已在中国生根落地。就连今天我们耳熟能详的许多生活词汇,也杂糅了西方词汇的音译元素。一言以蔽之,当我们谈“中国”,谈的不再是一个简单而又枯燥的地理词汇,而是多种民族文化交融的磅礴叙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