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945年,正值郑振铎三十九岁到四十七岁的人生黄金时期,身处漫长的历史暗夜,“时时刻刻都有危险,时时刻刻都在恐怖中,时时刻刻都在敌人的魔手的巨影里生活着”,郑振铎说,“然而我不能走”。在上海,他默默承受着朋友们不理解的埋怨,始终以保存文物为己任,“抗战中为国家得宋元善本明清精椠一万五千余种”。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吴真历时十五年深入日本各藏书机构,挖掘众多日方视角的新文献,完成著作《暗斗:一个书生的文化抗战》,重现郑振铎在1937年至1945年留守上海的日常生活史,讲述他在深陷被敌伪追捕、生计无着的极端环境中,如何为国家抢救珍本古籍,机智躲避来自敌方的明枪暗箭,周旋于各方势力之间,坚守在文化抗战的第一线。

　　□吴真

乱世中的文化暗斗

　　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时任暨南大学文学院院长的郑振铎面临着抉择:走,还是不走?他任教的暨南大学依然坚持在上海办学,而且他的家里上有老祖母、下有刚刚出生的小儿子,全家十口人一起撤退不太现实。他决定,不躲、不逃、不撤退,留居上海,等待天亮。

　　面对日军的文化暴行,郑振铎意识到自己应该有所作为,他为自己选择的报国途径是“收异书于兵荒马乱之世,守文献于秦火鲁壁之际”。当时上海各大图书馆成为敌军炮火摧残之目标,各著名大学及文化机关尽遭破坏,大学图书馆损失更多,公家劫余残书,散落于市面上。此外,沦陷区的故家旧族藏书也在源源不断流入上海,如果国家不能及时收购,必将流出国门,最终酿成“史在他邦,文归海外”的奇耻大辱。

　　1937年年底,在全民抗战的生死关头,郑振铎不去启蒙民众投身抗日,而是转身去抢救旧书“古董”,朋友们纷纷表示不能理解。听闻郑振铎斥巨资为国家购下稀世孤本《古今杂剧》,他的朋友认为“现在只要看到难民之流离颠沛,战地之伤残破坏,则那些古董实在毫无出钱保存之理由”。1940年7月,郑振铎在重庆出版《文阵丛刊》第1辑卷首以笔名“源新”发表《保卫民族文化运动》,号召有理智者:“在这最难艰困苦的时代,担负起保卫民族文化的工作!这工作不是没有意义的!且不能与民族复兴运动脱离开来的!”主编茅盾、楼适夷在编后记中说:“他向战斗的文化人发出一个似乎迂远而其实是急迫的呼声。”

　　抢救民族文献,对于大部分知识分子来说确实有点“迂远”,然而,郑振铎却站在更深远的人类文明长河中拼命打捞着这些古籍文物,他并不赞同那种抱着先人之宝与敌人“玉石俱焚”的做法。他认为,文物古籍散佚了就不可复得,毁灭了就是完全消失,无从弥补。他在抗战胜利后撰文重申过这一观点:

　　珍宝、房屋、工厂,以及其他种种物资毁光了,都可以有办法叫敌人赔偿,房屋可以建筑得更新式,更合理；工厂可以设计得更现代化,更大,更有效力。但文物一被毁失,便如人死不可复生一样,永远永远地不会再有原物出现,而那原物在文化上,在艺术上,在学术上却是那么重要,不仅是中国先民们的最崇高的成就,也是整个人类的光荣与喜悦所寄托。它们的失去,绝对不能以金钱来估值,也绝对不能以金钱来赔偿。

　　“从劫灰里救全了它,从敌人手里夺下了它!”为了抢救和保全古籍,郑振铎主动过着艰苦的生活,甚至拿身家性命冒险。巴金晚年说:“我批评他‘抢救’古书,批评他保存国宝,我当时并不理解他,直到后来我看见他保存下来的一本本珍贵图书,我听见关于他过着类似小商人生活,在最艰难、最黑暗的日子里,用种种办法保存善本图书的故事,我才了解他那番苦心。”

　　由于留居租界避难地,脱离了大后方的抗战集体,郑振铎始终抱有很大的内疚和负罪感,从而将抢救古籍当作一场不见硝烟的对敌暗斗,将保全民族文献视作留守“孤岛”的自我救赎与考验。他在1940年9月1日致“文献保存同志会”成员张寿镛的信中说:“为国家保存文化,如在战场上作战,只有向前,决无逃避。”

多方势力的三岔口

　　在上海“孤岛”,各种力量都在或明或暗地交锋着,波谲云诡之下是涌动的暗潮。明权暗贵纷纷进入书业市场,古籍也因此成为“社会精英”的“象征资本”,郑振铎为国家抢救文献,游走其间,自然需要与各方势力巧作周旋。

　　在上海错综复杂的斗争环境中,郑振铎枕戈待旦,时刻警惕,处处提防。当时上海“孤岛”有多方势力争夺古籍,正如京剧《三岔口》那样,黑暗中的打斗,分不清敌人与友人,场上任何一点风吹草动,都会让在场人有所反应,甚至导致同室操戈。郑振铎抗战胜利后曾自我评价说:“我在躲藏里所做的事,也许要比公开的访求者更多更重要。”

　　正是因为在黑暗中打斗,郑振铎自己对于日军侵略者的觊觎、监视,其实认知并不充分。当时日军对中国文物文献的掠夺是有组织、有计划的隐秘行动,每一个师团均配备“兵要地志资料班”,在未占领以前已经打探清楚,拟出“接收”(没收)清单,一伺占领,立即展开掠夺。江南日军随队皆配有专人鉴定字画书籍,“书画割去四周,以便携带。全部抄完,然后就烧,其幸免的,往往就轮到汉奸抢劫。有时日军一面纵他们抢,一面却故作保护的姿态,让随军电影队拍摄影片,以示‘保护中国人之赤忱’”。1937年12月,日军上海派遣军特务部成立“占领地区图书文献接收委员会”,随军特派图书馆员假“接收整理”之名,专事掠夺官方机构、学校、图书馆以及私人藏书楼的文化资料,之后将这些文献搬运到上海、南京汇总,再挑选精华本运往日本陆军总部。

　　日军掠夺中国文物不仅有专职机构,而且手法隐蔽,采用民间名义从上海偷运出境,以防日后被追查。张怿伯曾目睹了日军的无耻掠夺行径:

　　敌兵在镇江,劫得许多古董玩器,装箱运走,嘱由某理发店,代开一假发票,并盖店戳,闻系为避免海关盘诘,究未知其用意。总言,明明系抢劫得来,但要蒙混得过人,即可作为买进来的,所谓“皇军”,于这些鬼祟之事,做得如此之工,真是无所不能。

　　经郑振铎之手抢救的近三万册古籍,一度被日军劫掠到东京,但因为有郑振铎、陈君葆、叶恭绰等人的细心和努力,中方在战后出具了追索劫物的有效铁证,最终成功将古籍追还归国。

　　图书的“接收”整理也是日本在华情报工作的重要一环,清水董三(日本大使馆一等书记官)主管的“中支建设资料整备事务所”,专事经济战略情报整理。清水董三曾亲自到上海的中国书店去找郑振铎,还试图通过一个当了汉奸的“朋友”来收买他。郑振铎一直以为清水董三只是“管文化工作的”,他有所不知的是,清水董三从1939年3月开始主管沦陷区的图书情报工作,而且也是日本侵华特务机关“梅机关”的日方决策层之一。而“梅机关”的机关长、汪伪最高军事顾问影佐祯昭,曾特地令人把郑振铎组织“复社”出版的《西行漫记》翻译为日文,作为“极秘”资料派发至各机关。此外还有高仓正三、长泽规矩也等人,也一直没有放松过对于郑振铎的追踪。

　　郑振铎始终处于被“围猎”的危险境地,其行动,其研究,其藏书,一直受到日本军界、情报界、学术界的密切注目。当时他隐约知道自己处在一种极度的危险之中,但是,危险在哪里,谁是背后黑手,黑暗中到底有哪几双眼睛,哪些“朋友”其实是最大的敌人,作为当事人的郑振铎并不清楚。今天,我们通过解读日方、汪伪的档案,还有不断公开的私人日记、书信以及当事人回忆,能够看到当年身处黑暗中的郑振铎,是如何与“某方”进行黑暗中的周旋与打斗。

书籍史视野下的文化抗战

　　郑振铎有意识地为战争中历劫的书籍留下大量文字记录。1937年—1945年,他写有《失书记》《劫中得书记》《劫中得书续记》《求书日录》《烧书记》《售书记》《“废纸”劫》等十几篇文章,记有《长乐郑氏纫秋山馆行箧书目》等八部书目,还有与“文献保存同志会”抢救文献相关的工作报告及四百多通书信。他还有记录个人访书生活的五年日记,以及分散于各书叶上的数百则题跋书话。这些文字详细记录了战争对于书籍的伤害,具体描述了日本侵略者对于书籍的文化暴行。

　　钱振东《书厄述要》指出:“文化之于国家,犹精神之于形骸。典籍者,又文化所赖以传焉者也。”“书厄”是指中国历史上发生的造成大量公藏书籍亡佚残缺的劫难。日本侵略中国导致的“书厄”,不仅是北平图书馆、清华大学图书馆等公藏图书的“书厄”,更是民间藏书的灭顶之灾,其损失之巨,至今无法用数据加以统计。郑振铎在尽力抢救民间藏书的同时,也记录下他所目击的民间书籍劫难全过程,这也是书籍史和抗日战争史上十分珍贵的史料。

　　一部书如何从原藏家手中漂泊到上海?曾经面临怎样的危机(被盗、被烧毁、被卖出国)?它们以什么样的劫后面貌存在(水火痕迹、残缺)?一部书就是一个战争受害者。郑振铎的记录,将“劫中书籍”作为主角,“每于静夜展书快读,每书几若皆能自诉其被收得之故事”。

　　个人在战争中的命运挣扎,也是郑振铎抗战时期文字的重要内容。郑振铎真实记录了个人命运与书籍命运的共沉浮——烧书以逃死,售书以求生,抢救书籍以抗日,保全书籍以延续文化血脉。

　　郑振铎周围的开明书店文人圈以及徐森玉、赵万里、陈乃乾、陈济川等友人,皆是以书为职业者。《暗斗:一个书生的文化抗战》希望尽可能描绘抗战时期这些“以书为职业者”的群体画像,关注书籍背后的人的生命形态,以及由于书籍的流动而产生的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合作与博弈。

　　书贾群体虽然在中国书籍流通中起到重要作用,但是大部分的文人文章都把他们描绘成唯利是图的商人形象,而在郑振铎的抗战文字中,他给予了这些书业同人以最大的温情,他说:“我很感谢他们,在这悠久的八年里,他们没有替我泄露过一句话。”书贾不仅掩护了郑振铎,也掩护了图书的外运。“文献保存同志会”在上海抢救的海量书籍,正是中国书店的杨金华等人,利用民间商运瞒天过海,打通了一条隐秘的“孤岛书路”。

　　(本文摘选自《暗斗:一个书生的文化抗战》,内容有删节,标题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