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舸

　　近日，广西桂林市平乐县《森林防火规划（2023—2030年）》被指抄袭湖南安化县水文介绍，两县水文文字除县名外几乎一致，且文中提到的乡镇并不属于平乐县。面对质疑，有关部门将责任推给了第三方公司，称“可能是作为参考，没有修改”“第三方公司做得太粗心了”，轻描淡写，仿佛问题只是技术失误，而非失职。

　　将规划文本的撰写交给第三方公司，本就说明相关部门在履职过程中存在被动与依赖。即便委托第三方，有关部门也必须对其内容进行审核、校对和把关。一份涉及全县森林防火的规划，竟然连地名都没改，暴露的不仅是第三方的粗心，也是政府审核机制的失效。

　　更令人失望的是，通报中只说“审核把关不严”，没有进一步反思责任链条的断裂，没有对暴露出来的工作作风等问题予以拷问。一句“第三方公司做得太粗心”，像是把问题轻轻推给了“外部因素”，却回避了自身监管的失职。如此态度，本质上是一种责任甩锅，是对公共事务不负责任的表现。

　　事实上，类似问题并不鲜见。据新华社报道，2017年，陕西神木街头的文明宣传标语，开头第一句话竟是“爱国爱家，爱我长沙”，与长沙市发布的文明公约完全相同，被网友调侃为“神木爱长沙”。也是在2017年，当时的环境保护部通报，唐山市芦台经济开发区管委会规划建设管理局编制的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照搬照抄其他地区预案，甚至连其他区县的地名单位都未修改。这些事件背后，反映出的是一些地方政府在文件撰写和审核上的严重不负责态度。

　　为何类似问题屡禁不止？这指向基层治理中的形式主义顽疾。当发文件等同于抓落实，材料厚度等同于工作力度，写的人不上心，看的人走过场，抄袭便成了某些人的“最优解”。

　　政府文件不是流水线产品，不能只求数量，不求质量。一个文件，如果只是换个抬头、改个地名，那就不是文件，而是文字游戏。这样的“成果”，既无实质内容，也无政策价值，更无公众认同。

　　治理“文抄公”现象，须从制度上深挖根源，从机制上强化监督。文件质量应成为干部履职能力的重要指标，要对抄袭行为动真格，认定其为失职行为。要让写文件、审文件的人有压力、有责任、有担当，不能靠“复制粘贴”混日子。

　　更关键的是，要打破“以文件落实工作”的惯性思维。真正的好文件，是基于调研、结合实际、回应问题的产物，不是照搬照抄、东拼西凑的“文字积木”。只有让文件回归服务决策、指导实践的本质，才能从根本上遏制抄袭之风。

　　文件抄袭，不只是文风问题，更是作风问题。它动摇的是政府的公信力，如果连一份规划文件都写不好，又如何让人相信政策的科学性与执行力？

　　平乐县此次事件，应成为一面镜子，警示各地政府：外包可分担任务，但责任不可外包；审核是公文质量的保障，更是政府责任的体现。公文抄袭绝非小事，它关乎政府形象与政策执行效果。要根治这一顽疾，不能止于“改地名、换抬头”的表面功夫，而要从源头上重塑责任体系，在机制上强化内容把关，从作风上根除形式主义。唯有如此，才能让政府文件真正成为推动工作、服务社会的有力工具，而不是“文抄公”的表演舞台。

　　（作者是资深媒体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