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玉柳
自秦汉以来,历代中央政府高度重视边疆治理,通过设立行政机构、推行屯垦戍边政策,维护了边疆的社会稳定,推动了边疆的经济发展,促进了边疆的文化繁荣,增强了边疆的民族团结。
中国古代的屯垦戍边
公元前214年,秦始皇为抗击匈奴袭扰,派将军蒙恬率部北逐匈奴,“悉收河南地。因河为塞,筑四十四县城临河,徙适戍以充之。”公元前211年,秦始皇再次作出战略决策,向北河、榆中等边境地区迁徙了三万户人口。同时,还在岭南地区实施了一定规模的屯垦,秦始皇“发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为兵,略取南越陆梁地,置桂林、南海、象郡,以适遣戍”,从而拉开了我国屯垦戍边的序幕。
公元前105年,西汉为抵御和反抗匈奴侵袭,“以公主妻乌孙王,以分匈奴西方之援国。又北益广田至胘雷为塞,而匈奴终不敢以为言。”拉开了新疆地区屯垦戍边的序幕。屯垦戍边在中华民族疆域形成过程中,尤其是在新疆融入祖国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史学家将公元前60年西汉在新疆建立西域都护府,称之为“孝武以屯田定西域”。此后历代有为的统治者都借鉴汉武帝的成功经验,在边疆地区尤其是新疆进行规模不等的屯垦戍边实践。公元前105年至公元8年,西汉政府在天山南北大规模进行屯垦戍边,西汉时期新疆的垦区主要分布在天山以南地区,10个较大规模垦区中,有7个分布在天山南麓,3个分布在阿尔金山北麓。东汉政府在北部的山西、内蒙古等地,西北的甘肃、新疆等地都实行了较大规模的屯垦戍边。公元74年,东汉在车师重建西域都护府,设置戊己校尉、西域长史、伊吾屯官等主管屯垦戍边事务,东汉新疆垦区主要分布在伊吾、高昌和楼兰等地。两汉政府除在新疆地区进行了大规模的屯垦戍边之外,在岭南地区也实施了规模相当的屯垦戍边,同时,西汉时期还在云南的滇东北和滇池等地区进行一定规模的移民屯田。
曹操为掌握足够的军粮,以击败群雄实现统一,接受了枣祗、韩浩的建议,于建安元年(公元196年)招募游民到许昌地区屯垦,之后曹魏政权在高昌设置戊己校尉主管新疆的屯垦事宜,屯地主要分布在楼兰、高昌和尼雅等地。前凉、后凉、西凉、北凉等地方政权,也曾在新疆推行过不同程度的屯垦戍边。隋朝为加强对西北地区的管控,设置了伊吾、西海、河源、鄯善、且末等郡,并在这些地区实行屯垦戍边。唐朝对屯垦戍边高度重视,设置了一套专门的管理机构,中央在工部之下设有屯田郎中、员外郎,地方则设有支度营田使。公元630年至公元791年的161年间,唐朝在新疆建立了11个大垦区,屯兵人数高达5万余人,开垦耕地50余万亩,在西域屯田的规模、范围、人数、时间、成效等方面,都大大地超过了前代。
蒙元政府为巩固对新疆地区的统治,在新疆大规模进行屯垦戍边,开垦的土地面积多达100余万亩,参加的各类人员近6万人。元朝政府除了在新疆地区开展屯垦戍边外,在全国很多地区也都进行了较大规模的屯垦戍边。如在广东、海南岛等地,1293年元朝设置了镇守海南海北屯田万户府领导这一地区的屯垦戍边事宜,并且从内地招募农民和新附军前往屯垦戍边。后来由于官兵难以适应这一地区的气候,逐渐撤销军屯,但保留了民屯。
明朝中前期为解决粮食问题,高度重视屯垦。1368年明朝建立时,朱元璋即向全国军队发出指示,要求各地除留30%的部队守城之外,其余70%的将士都要参加屯垦事务,并规定每名屯垦士兵耕种土地50亩。“于时,东自辽左,北抵宣大,西至甘肃,南尽滇蜀,极于交趾,中原则大河南北,在在兴屯矣。”明朝军屯主要集中在北部的甘州、固原、宁夏、延绥、大同、宣府、蓟州、辽东、山西三关各镇等“九边”。
清朝将我国历代屯垦戍边事业推到了一个空前高度,其屯垦戍边形式最丰富、人数最多、面积最大,垦区遍布黑龙江、岭南、西北等边疆各地,尤以新疆地区最为突出。清朝在天山南北开辟了26个面积较大的垦区,其中北疆垦区有:乌鲁木齐、昌吉、吉木萨尔、奇台、木垒、玛纳斯、乌苏、精河、伊犁、阿勒泰、塔城等;南疆垦区有:焉耆、尉犁、库车、阿克苏、巴楚、喀什、莎车、和田等;东疆垦区有:鄯善、巴里坤、哈密等。1840年至1850年,新疆掀起了第二次屯垦戍边高潮,新垦荒地125万亩。1884年新疆建省后,左宗棠、刘锦棠大力发展民屯,1884年至1905年,全疆新垦荒地960万亩。
中国古代屯垦戍边的历史贡献
两千余年的屯垦戍边,维护了边疆社会稳定。自古以来,战争、掠夺、匪盗在边疆地区时有发生,地方政权之间、地区之间、民族之间的冲突也反复发生。因此,历代中央政府倍加关注边疆地区的社会稳定,派出大量兵力常驻边疆屯垦戍边。如汉朝驻西域的军队长期保持在数千人左右;唐朝武则天时期,仅安西都护府直接管辖的汉兵就达3万余人,其他归都护指挥的少数民族士兵尚未计入;乾隆统一新疆后,虽然实行了“北重南轻”的军事布防战略,但据统计,南路包括哈密在内的驻军人数也高达8000余人。由于边疆地区生产力水平较低,物资供应能力较差,常驻边疆的军队,平时操练屯田,战时则行军战斗,切实履行屯垦戍边职责使命,为稳定边疆社会局势发挥了极为关键的作用。
两千余年的屯垦戍边,推动了边疆经济发展。秦汉时期,内地各类屯垦人员给边疆带去了先进生产方式和生产工具,如先进的冶炼技术,极大地提高了边疆地区的农业生产水平,促进了农业发展。隋唐时期,内地水利灌溉工程技术、大型石碾及其他食品加工工具、食品制作技术及手工业技术陆续被屯垦人员带到边疆。蒙元时期,大批内地农民和能工巧匠迁入新疆,提高了新疆农业生产效率,粮食产量大增,不仅满足了本地军民的粮食需求,而且还为远征中亚和欧洲的蒙古军队提供了大量粮草。清朝在新疆北疆地区的屯垦,加速了该地区农业发展,改善了新疆长期以来“南农北牧”的格局。同时,内地人员迁入边疆地区屯垦戍边,还直接为边疆地区生产发展提供了大量劳动力,为边疆经济发展提供了人力保障。
两千余年的屯垦戍边,促进了边疆文化繁荣。秦汉时期,内地屯垦人员大规模进入边疆地区,不同民族之间的相互交流融合,促进了边疆地区的文化发展。如西汉时期汉字和汉字书简传入新疆后,新疆各地方政权间公文及民间书信大都使用汉字书写。内地礼仪制度也被新疆诸多地方政权接受,其中一些地方政权还仿照汉朝的礼仪制度制定了典章。内地的音乐和服饰、饮食、居住、婚姻等习俗也传入新疆,丰富了新疆各族群众的文化生活。唐朝中前期,汉文化在边疆地区得到广泛传播,汉语言、汉文在边疆地区得到普及和弘扬。如当时新疆很多学校都开设了汉文化学习课程,《礼记》《毛诗》《尚书》等被列为教材。内地的文学、美术、音乐、医学、历法也被带入新疆,繁荣和丰富了新疆文化。清政府在边境地区采取相对宽松的宗教文化政策,促进了边疆的文化发展。如在清政府的支持下,新疆史志修撰工作得到了长足发展,志书种类、版本和数量都超过了之前任何朝代。同时,屯垦人员还把内地流行的歌舞、杂技等带到了边疆,为丰富和繁荣边疆文化作出了突出贡献。
两千余年的屯垦戍边,增强了边疆民族团结意识。我国边疆地区大多为多民族聚居地区,民族团结是边疆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保障。历代在边疆实行屯垦戍边政策,促进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如新疆地区曾经生活着汉、羌、匈奴、突厥、回鹘、吐蕃等诸多民族,内地的屯垦人员从四面八方汇聚到新疆后,在和各族群众共同生产的过程中,潜移默化地发挥着先进生产技术示范作用,双方在共同生活中相互学习、相互交流交融,培养了各族群众间的感情,增强了各族群众的团结意识。
(作者单位:兵团党委党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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