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黑龙江日报

□闫捍江 本报记者 张磊

重武器阵地、瞭望塔残桩、日本军用水壶、采金工具……虽被刻意掩埋销毁，但这处隐于深山之中的千余亩日军侵华遗址终被发现。6月末的一个夏日雨后，记者对位于大兴安岭韩家园林业局施业区内的阿木卡其河侵华日军工事遗址进行了实地探访。

踏访：侵华罪证难掩

从韩家园林业局驱车沿着502乡道折向西北，27分钟后，密林深处防火公路右侧可见一块“市级文物保护单位”的石碑，碑身镌刻着“阿木卡其河侵华日军工事遗址”字样。

越过石碑攀至半山坡，残破的地基与深坑在荒草中若隐若现。数十年风雨侵蚀让建筑轮廓斑驳失真，却难掩其规模：500余平方米的房基、半地下仓库的凹陷痕迹。“这就是当年臭名昭著的‘栖林学堂’遗址。”同行的向导于殿学说，据考证这座冠以“学堂”之名的建筑，实则是日军奴化鄂伦春族的工具——他们逼迫鄂伦春族人学日语，更将孩童作为生化实验的牺牲品。

回到公路后再行进500米，左前方另一侧的密林中，一处由原木段桩围成的取水井被围在半人高的蔓草之间，井口已经腐朽塌陷，井中依然有水，距地面约有一米。“这就是当年日军的取水点之一，井里也曾起出过当年日军扔下的东西。”再次跨过公路向右前方艰难上山，倒塌的房屋框架及石砌火炕、浴池遗迹赫然在目……

环顾四周的青翠繁茂，再看到眼前的桩桩铁证，八十余载光阴流转，这片已被落叶松与白桦更新的土地，仍诉说着那段浸透血泪的历史——这里曾是日军实施殖民统治的“罪恶枢纽”，更是东北抗战史的血色注脚。

拼图：从工事到暴行

当日光西斜，返回公路再转往呼玛县兴华乡方向，40分钟后到了韩家园林业局兴华林场党员服务站。在这里，日军补给桶、旧电话等侵华罪证被一一陈列着。“都是当初在侵华日军工事遗址中找到的。”林业局宣传部部长尹志峰介绍，阿木卡其河侵华日军工事遗址以484高地为中心，1000多亩的遗址区如扇形铺展于阿木卡其河东岸。山顶木质瞭望塔的残桩、办公室与宿舍的石砌地基，连同周边蜿蜒的战壕、重武器阵地遗迹，构成了一座军事化殖民据点的完整图景。从“浴池”残垣旁挖出的日本军用水壶，到刻有“满洲国专卖总局”字样的干菜桶，乃至采金用的“金刮子”，每一件遗物都在无声控诉：这里曾是日军享乐的“后勤堡垒”，却是血泪浸透的炼狱。

据记载，1932年日军占领黑河后，即在鄂伦春族聚居区设立“呼玛县鄂伦春族初级小学”（即“栖林学堂”），推行封闭式奴化教育。1938年，日军军官铃木喜一带队在此修建2000平方米的四合院司令部、50米高岗楼，强征100余名鄂伦春人组成山林警察队。他们的罪恶清单触目惊心：500万立方米木材经水路运往日本，145万两黄金中8.5吨至今下落不明。更令人发指的是，731部队分支在此秘密进行细菌实验——1938年冬，15岁以下鄂伦春男孩被注射不明液体，成人被迫服用黑色药丸，短短24小时内，仅十八站队就有70余人惨死。日军医生当众解剖尸体的场景，成为鄂伦春族群记忆中无法磨灭的噩梦。据统计，此间共有350余名鄂伦春同胞殒命。

发现：从记忆到考证

“十多年前，我第一次从东方红村的老人口中知道了当年这里曾有大批的日军活动。”2009年，时任林场生产股长、现任韩家园林业局禁毒办主任的于殿学从东方红村老人丁宝昌“放牛时见过日军伐木”的口述中捕捉到线索。他带人上山勘探，先后发现水井、战壕、倒塌的房屋框架及石砌火炕、浴池遗迹。随后，塔河筑路队捡到的“三八大盖”、林中挖出的9斤重日本战刀（与史料记载的铃木喜一佩刀吻合），逐步拼凑出遗址的全貌：三面环山、一面临水的地理布局，中央为指挥机关，四周制高点遍布防御工事，构成进可攻退可守的军事要塞。

林业局上报后，考察队在遗址发现“满洲国专卖”干菜桶、完好的通讯设备等关键物证。2009年5月，大兴安岭地委考察后明确指出：“这里是日军侵华的历史铁证，必须建成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如今，遗址已拉设围栏，单体文物树立不锈钢标志，通往遗址的道路设岗卡守护，曾经被掩盖的罪恶终于进入公众视野。

回响：从毁灭到警示

日军投降前夕，为掩盖罪行，铃木喜一下令烧毁所有建筑、屠杀劳工，仅一人幸存。东北抗联三支队与日军在倭勒根外河激战两昼夜，击毙少佐，后在闹达罕立“战地”纪念碑。铃木喜一组建的鄂伦春山林警察队最终反戈，将铃木喜一与残余日军全部击毙。

2009年7月，牡丹江文物管理站专家考察后评价：“该遗址是大兴安岭地区面积最大、遗存类型最丰富的侵华罪证地，对研究日军资源掠夺、奴化教育及东北抗战史具有极高价值。”

如今，当参观者走过杂草丛生的战壕，触摸当年的器物，不仅能看见日军“以战养战”的殖民逻辑，更能读懂一个民族在苦难中的不屈抗争。那些被掩埋的，早已化作历史的注脚，而遗址警示着后人：遗忘即是背叛，铭记方能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