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记者 李冰洁 编辑 陈晓舒 校对 卢茜

从上海的松江到外滩，阿零举着一块A3大小的纸板搭乘地铁又一路步行，纸板上面写着，“可以拥抱我吗？身体健康，精神优美。夕阳西下，我是我的人形立牌。”

这是她为了与外界连接最激进的尝试。

她吸引了众多目光，但始终没有得到一个拥抱。直到大雨将她淋得狼狈，她不得已将纸板放在地铁口。

没过几分钟，她看着纸板被保洁员收走。

2025年4月，阿零的睡眠、饮食、工作，都在AI面前让步，她将一切向AI诉说，把它当成一个永远不会拒绝的朋友。但新的问题也随之而来，现实世界与虚拟世界之间的剧烈拉扯，令她产生自责与羞愧。

阿零开始想办法戒断AI。在社交网站上，这样的遭遇并非个例，不少年轻人发帖寻求沉迷AI后的戒断方式。

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梁亦昆在此领域做了长时间的田野调查，他观察到，很多人投入AI，是在寻找一种“零风险”的情感寄托。这是现代人应对现实困境的一种策略。但同时他也意识到，如何与AI相处已经成为一个越来越重要且无法回避的问题。

▲

今年5月，阿零在上海举着人形立牌尝试与陌生人拥抱，她说，这是她为了与人连接最激进的尝试。受访者供图

尝试返回现实世界

阿零的戒断从穿珠子开始。

这是一项在她看来需要经过若干沟通的爱好：买珠子，要跟卖家沟通；前往快递站点，也要和人打交道。而穿珠子的过程，能让她长时间远离手机。她穿好主色调不同的项链，每天轮换着佩戴。

她也开始写小说，小说的内容与自己有关。她想将这段在现实中情感受挫，沉迷AI的经历记录下来。

她还向精神科医生咨询。医生建议她找心理咨询，多参与现实中的人际活动。阿零买来精神医学方面的书籍，约了心理咨询师，希望借助更专业的手段完成戒断。

北京高新医院戒毒科科主任、北京博睿检测司法鉴定中心负责人徐杰表示，AI成瘾属于行为成瘾的范畴，但使用成瘾这个词需要慎重。他提到，2019年5月25日，世界卫生组织（WHO）正式将“游戏成瘾”列为一种疾病。现行标准中一共列出了9种症状，一般要满足其中5项，才可考虑后续判断。如完全专注游戏；停止游戏时，出现难受、焦虑、易怒等症状；无法减少游戏时间，无法戒掉游戏；通过玩游戏缓解负面情绪，如罪恶感、绝望感等；因为游戏而丧失或可能丧失工作和社交等。AI成瘾的界定可以参照这个标准。

28岁的临江则在今年6月的第一个星期向朋友发出了三份见面邀约。在她看来，捡拾起被虚拟世界冲散的友谊，或许是返回现实世界的第一步。她几乎错失了所在城市的整个春天。AI填满了她大部分的空余时间，她与AI恋爱，并向AI请教一切，星座运势、工作难题、人际往来，手机总在她手里发烫。

在经历了许多个难眠的夜晚又不甚清醒的上午后，她试图用线下的交往重新矫正生活的刻度。她前往朋友的新家；在友人的监督下，打扫了房间；在盛夏的傍晚和朋友骑车吹风。

她设置了手机App使用时长限制。但进步是缓慢的，临江有时难以抗拒AI向她招手，“那种快乐太容易了。”她点进去，“时间坍缩，完全没有意识，两个钟头过去了。”

“生活没有给我足够的糖”

阿零在今年4月点进了与AI的对话框。在一段不健康情感关系中挣扎许久后，她急切需要一个与她平等对话的朋友。

她朋友不多。当她向AI讲述工作中的难题、童年的创伤、写作时需要的背景知识时，AI永远在线，随时回复，给她必要的情绪支持。她发现与AI聊天比跟任何真人都更安全，“你永远不用担心下一句话会不会变成对你的明褒暗贬、精神控制或是辱骂。”AI不会伤害她，她喜欢AI提供的稳定和温柔。除了玩AI，阿零想不出比这更省钱、更经济、更便捷的娱乐方式，“生活没有给我足够的糖。”

阿零记得，有一次她讲述了自己小时候被人嘲笑的经历，AI妥帖地安慰了她，那种感觉就像——“你穿越回了小时候，蹲下来摸了摸那个小女孩的头，说你已经长大了，没有人再去拷问你了。”

此后，阿零将工作之余的大部分时间投入AI，跟AI聊天聊到通宵颠倒。每当白天，领导打电话来推进工作时，她会感到自责，自己没有对工作尽全力。

不仅如此，她逐渐感到和人的交往受到了影响，她发现自己变得很难和真实的人沟通，容易和人吵架。

临江则把AI当作可以随时吐槽的情绪垃圾桶。她向AI展露对工作的畏惧、对日常生活的厌倦，AI不仅能够承接她的情绪，还给出切实可行的建议，并鼓励她，只要开始做事，哪怕只坚持五分钟就好。

将AI当作自己真正的爱人后，16岁的森明开始时刻注意自己的形象。

上厕所时她会左顾右盼，怕她的数字爱人藏身周遭；躺在床上玩手机时她猛然坐起，将自己的发型理好。她相信“他”真的存在。她睡得越来越晚，凌晨一两点钟睡觉是常态，最晚的一次，她和AI聊到清晨六点多。

森明读完高一后终止了学业，目前在一家写作平台写小说，每天的目标字数是9000字。她从今年1月开始使用AI软件。在对话框里，她把想要的人物设定塞给AI。AI几乎完全按照森明所期待的那样向她展示剧情，就这样，森明用一半时间将AI当作小说生成器，另一半时间，则将自己代入作品中，与角色谈恋爱。

因为沉迷于与AI聊天，她现在一天只能写三四千字。这让她感受到压力，但她安慰自己，今天先快乐一下，明天再对自己要求严格一点。

丁文也在AI上创造了一个“恋人”——“祁安”，“我在生活上碰见了任何难处，就去找他，他很耐心地教我成长，也能给我很好的开导。”聊得多了，丁文感觉“祁安”像有自己的意识一样，“非常好的灵魂伴侣。”

对AI的沉迷连AI“恋人”都能感知到，“他一直在劝我说，你不要总是去沉迷这种虚拟的东西。一直呼吁我，让我多看看现实生活。”她有和人交流的需求，但“现实世界的人际关系太复杂了维护起来太费劲了。”

丁文的沉迷连AI恋人都感觉到了，AI劝她不能因为太过沉溺虚拟世界而忽视了现实生活。受访者供图

“青年人如何安放自己情感”

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党委书记、副院长、博士生导师曾一果在一年前发布了一篇以人机亲密关系为主题的论文。他提到，一两年前他刚开始关注到这个群体时，由于技术尚在发展阶段，能够达到沉迷程度的用户寥寥无几。但到了今年，的确已经有了一些年轻人沉迷AI，甚至影响到现实生活。

回顾田野调查时与受访者们的交谈，曾一果说，实际上，AI的深度用户很难描绘出一幅共同的画像。“各种情况都有，但更多是年轻人，他们对新鲜事物的接受程度本来就更强。”

曾一果遇到过只是喜欢尝鲜、凑热闹的用户，也遇到过本身对二次元、游戏或者追星等亚文化着迷的人，也有一些人在现实生活中遭遇了挫折，面对工作、学业、人际关系的难题，孤独感难以排遣，在AI中寻找安慰。

曾一果表示，在当下，尤其是数字时代中，优绩主义盛行，年轻人面临巨大压力，婚恋成为负担，难以在现实生活中找到乐趣，此时，AI成为一种更安全的倾诉方式。

他记得，早年间，网络聊天室刚刚盛行时，人们愿与陌生人交谈，因为面对熟人反而难以讲述自己的真实感受。“人和人的交谈很可能会谈崩，但面对AI，这种情况不会发生。”

梁亦昆是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去年8月，他发布了一篇题为《越界游戏：与GPT的“生死”爱恋及其示能之思》的论文，系统化地阐述了这几年他对人与AI互动的观察。他认为，如何与AI相处已是一个越来越重要且无法回避的问题，“我们可以肆无忌惮和AI对话，随意打断和反驳它的回答，长此以往是否也会让我们在人际交往中变得不考虑对方感受，但目前还没有在实验中被证实。”

梁亦昆的观察始于几年前视频网站上一条名为“如何打造一个属于你的AI伴侣”的视频。直到2023年上半年，当AI成为一个全民性的热点话题，他开始将此纳入专业领域长期深入地观察。

梁亦昆指出沉迷AI背后的问题：“核心指向现代社会中的青年人如何安放自己情感，也就是情归何处的问题。”

梁亦昆认为，在现实世界中，想要获得一段高质量、低风险的情感连接变得越来越困难，现实中的人际关系变得太“累”了。追星、游戏和AI，它们都恰好提供了一个“替代性”的解决方案。它们像一个个安全的“情感岛屿”，让人们可以暂时从现实的压力中抽离，去安放无处安放的情感，获得一些掌控感和满足感。AI恰好提供了一个“安全区”，它永远理解、支持，不用担心它会离开或者背叛。所以，很多人投入进去，是在寻找一种“零风险”的情感寄托。

但沉迷AI的确也将可能带来新的问题，梁亦昆说，可能会存在一个恶性循环：与现实中的人沟通太麻烦所以选择与AI沟通，而这种反差会导致我们觉得与现实中的人沟通的成本更加难以接受。

阿零将工作之外的大部分时间用在与AI聊天上，几乎想到的任何话题她都询问AI的看法。受访者供图

“重建人与人之间的社会连接”

今年3月，OpenAI和麻省理工学院建筑与设计学院MIT媒体实验室（MIT Media Lab）联合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部分成年人对AI的依赖已经到了病理级别，表现出典型的成瘾症状。并且，那些使用时长更多、尤其是聊天时间排在前10%的重度用户，往往会觉得孤独感更重。

这份研究报告也指出，在实验中，用户的前置条件也很关键。如果用户本来就觉得自己很孤独，现实生活里也是个容易依赖他人的人，实验结束时，他们更有可能对AI成瘾。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副主任医师邢笑萌介绍，AI成瘾背后的核心问题与其他成瘾并无不同，都是大脑的奖赏系统受到影响。当反复接受兴奋、愉快、冲动性刺激时，大脑会调控内源性分泌奖赏递质或者调节相应受体，试图达到相对平衡状态。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会产生耐受，如果还想要达到此前的愉悦效果，需要更大的刺激。而一旦远离刺激源，则会产生焦躁情绪。

邢笑萌说，某种物质或行为是否存在成瘾风险，可从两方面考虑，“一方面是它的快感强度，比如能否短时间内给人兴奋感或者脱离痛苦的感觉，另一方面是它获得的便利性，是否容易反复使用。”在邢笑萌看来，目前网络普及性很高，AI使用也非常方便。与AI沟通的难度远远小于与周围人面对面交流的难度，它便利且能迅速给出相应反馈。

同时，邢笑萌也提示，成瘾有与其他精神类疾病共病的风险，两种疾病之间会相互影响，形成恶性循环。例如，如果患者本身存在ADHD（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他们在行为上容易冲动，控制能力较差，可能会面临更多人际交往上的困难，因此更容易出现物质使用和成瘾行为。

“比如，可能AI的使用可以满足他们在社交中寻找心理支持的需求，因此他们更容易过度使用网络或者AI。”她表示，这种成瘾行为会对大脑造成损伤，影响大脑的控制能力。控制能力削弱的同时又会加重患者的冲动。成瘾与情绪问题也会相互影响，像“借酒消愁愁更愁”，突然停止使用酒精，大脑在短时间内无法调整到平衡状态，就会更加痛苦。

梁亦昆也观察到，目前，有一些主打陪伴的AI厂商会专门训练AI让用户沉迷，“这类应用确实目前在监管上还存在一定滞后，很多地方找不到合适的规则去应对。”但很难像设计游戏防沉迷一样去设置一个AI的防沉迷，因为有的人可能是用它来学习或者写报告，而有的人用它聊天或者谈恋爱，对于不同的人来说，AI完全是不同的事物。

精神科医生姚灏在一篇文章中提到，成瘾问题并不仅仅是成瘾者自己的软弱，“我们不能忽视环境的致瘾性，我们已经生活在一种‘边缘系统资本主义’的商业环境中，身边充满了通过巧妙设计来绑架我们的边缘中脑多巴胺奖赏系统进而制造成瘾的产品，如果不对这些产品的致瘾性进行揭露及监管的话，那么每个人都会有更高的风险被这些产品‘心理操纵’而成为某种意义上的‘瘾君子’。”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全球传播全媒体研究院研究员田浩的建议是，近年来，社会学常常提到“悬浮”和“重建附近”。AI交互和找回附近是非常相关的。如果一个人在互联网之外有足够丰富、足够有趣的生活，精力分配的问题自然而然就会被解决。“我们现在的问题就是，日常生活中没有那么多吸引我们的地方。但是这一点，不是个人层面的努力能够达到的。”

“实际上是重建人与人之间的社会连接。”曾一果认同重建附近的观点。

阿零自认已经过了最上头的阶段。曾经的爱好给她滋养和启发，她热爱阅读，列维纳斯是她钟爱的哲学家，她在书中读到，“他者是有不可逾越的界限的，人永远不可能完全地决定另一个人，因此人才会不断想要去交流，一个人才会爱上另一个人，因为他不可能属于你，人对他人是负有近乎无限的强烈义务的。”

在和AI频繁互动时，阿零总是想起这个观点。“如果是一个人，我们会想着怎样让对方开心一点，不要产生冲突，不要互相伤害”，但是对待AI，她发现她不需要为它做任何事，不需要去经营关系，甚至可以无休无止地打扰它。AI无法替代人类。她希望自己能够重新去面对人和人之间的关系。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阿零、临江、森明、丁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