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天津日报

　　2012年元旦前夕，我正在外地参加村干部培训，大哥的一通电话，似惊雷破空，瞬间击碎了生活的平静——母亲昏迷不醒了。

　　电话那头，大哥的声音微微发颤：母亲吃饭时，握着筷子便开始打盹儿，提醒她，也只是含糊回应，夹菜的时候筷子更是戳偏了方向。起初，大哥只当母亲太过困倦，扶她去休息，却不想这一躺，便再未醒来。刚开始唤她时，她还能偶尔应两声，后来就彻底没了回应。村里老中医把脉后，神色凝重，说母亲长年瘫坐在床，五脏六腑近乎虚耗殆尽，如今只能熬日子了。

　　我匆忙踏上归途的列车，车厢里异常安静。窗外，山峦与田野如潮水般向后退去，想到母亲此刻正与死神苦苦对峙，酸涩在胸腔翻涌，泪水不受控制地夺眶而出。记忆如开闸的洪水，奔涌而来，漫过母亲操劳的一生。

　　母亲十五岁时嫁给了父亲，生下我们姊妹兄弟七人。父亲年轻时打猎遭遇意外，猎枪炸膛震坏了耳膜，自此耳背严重，性格也愈发孤僻，渐渐将自己封闭起来，不愿与人来往。从那时起，家中大大小小的事务，全都压在了母亲一人肩头。那些年，她似永不停歇的陀螺，天还未亮就下田劳作，烈日当空时赶回家做饭，夜深人静了，仍在昏黄的油灯下缝补衣裳。常年的奔波操劳，将原本羞涩的母亲磨炼得能说会道、泼辣干练。

　　上世纪80年代，盖房娶媳妇成了我家的大事。母亲和父亲亲手扎苇把子、脱砖坯、垒砖窑，绑钢筋套子，做水泥房檩。为凑齐彩礼钱，母亲放下脸面，四处奔走。当最后一个孩子成家时，她的鬓角早已染满霜白。岁月的刻刀在她脸上、发间，留下了深深的痕迹，可她却从未有过半句怨言。

　　父亲离世后，母亲患上了高血压，腿脚也愈发不便，最终只能瘫坐在床。我们姊妹兄弟七人便开始轮流照顾母亲。

　　母亲知道我爱听故事，总会提前搜寻记忆里的陈年往事。待我来时，她便娓娓道来：十二岁那年，她跟随父母从山东禹城来到天津，路上遇到日本兵，一家人惊恐万分，幸而侥幸逃生。母亲不识字，我曾好奇询问：“新中国成立后不是办过扫盲班吗？”她轻轻一叹，眼中满是无奈：“孩子多，吃饭都成问题，哪还有心思识字。”不过，母亲会唱民谣。她轻声哼唱时，那些质朴的词句便带着时光的温度，缓缓流淌而出：“板凳低，板凳宽，板凳底下菊花开……”我托着腮，听得入迷，仿佛穿越时空，回到了母亲的儿时岁月。那些民谣，不仅是母亲童年的印记，更是她传承给我们的独特文化记忆。

　　归途的列车仍在驰骋，我的思绪依旧沉浸在往昔的回忆中：冬日夜晚，我突然打嗝儿不止，憋气、喝水、吞咽唾沫都无济于事。怕吵到母亲，我想出门透气，却被她拦住：“外边冷，别出去，过会儿就好了。”可躺下后，打嗝儿声依旧响亮。正当我万般无奈时，母亲突然唤我名字，没来由地说：“听说你偷拿人家洪文的东西了。”我又惊又气，连连追问，母亲却闭口不言。直到我着急地坐起大声质问，她才缓缓开口：“还打嗝儿吗？”我一愣，这才惊觉打嗝儿不知何时已停。当时不明所以，后来才知道，突然的惊吓能止住打嗝儿。这是母亲藏在岁月皱纹里的生活智慧，是她用自己的方式，默默守护着我。

　　归心似箭的六个小时车程，漫长如半生。我终于推开家门，眼前的母亲已明显消瘦，银发满头。我轻声呼唤，她偶尔皱下眉头、动动手指，更多时候只是呼呼沉睡。大哥说，一开始母亲还能喝点水，后来连水都咽不下去了，顺着嘴角往下流。

　　母亲顽强地与死神抗争着，一天又一天，大家商量好轮班值守，哥哥姐姐们体谅我工作忙，让我安心工作。可我哪能安心，一忙完就心急如焚地往家赶。

　　又过了一周，母亲仍旧沉睡。我们担心她有心愿未了，便绞尽脑汁，猜遍所有可能。直到我突然想起多年前的对话——母亲曾满脸恐惧地说，死后不想被火化，当时我曾信誓旦旦：保证土葬！可如今，身为村干部，我怎能带头违反国家政策呢？听到我们的担忧，母亲的呼吸突然急促起来。这时，大哥才想起母亲昏迷前的嘱托，要我遵守法规，实行火化，千万不能犯错误。听着大哥的解释，母亲的呼吸才渐渐平缓下来。

　　“原来咱妈真有心事放不下啊。”大姐、二姐泪流满面，声音哽咽。那一刻，我紧握着母亲的手，泣不成声：“妈，我一定听您的话，不犯错误。”

　　这时，母亲眼角滑落一滴泪，像是卸下了最后一块重石。

　　十多分钟后，母亲突然呼吸急促，肩膀一下下耸动。

　　母亲要走了。

　　我心如刀绞，泪水横流，一遍遍呼唤着母亲。终于，母亲的胸脯停止了起伏，面容恢复平静，仿佛沉沉睡去。屋内瞬间哭声震天。那哭声里，饱含着我们对母亲无尽的不舍与思念，在寂静的夜里久久回荡。

　　母亲的一生，像一本厚重的书，每一页都写满坚韧与爱，教会我做人的责任与担当，这是母亲留给我最宝贵的精神财富，将永远指引着我在人生的道路上坚定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