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上观新闻

这是一个流动的现代社会，一切都在变化，不论是我们的工作学习，还是休闲娱乐。没有什么是永恒不变的，也没有什么变化是有迹可循的。每个人都身处时代的孤岛，渴望逃离却无所适从。

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以“将熟悉变为陌生”的眼光，重新审视那些日常事务与我们之间微妙而深刻的关系：有关无法独处的现代人，有关教育危机、知识焦虑，有关经济萧条、消费降级，有关安全感的丧失，等等。这是鲍曼对我们这个时代睿智的诊断书，也是写给每个人的生活指南。他以独特的视角洞察了这个时代的真相，也让我们窥见那个熟悉又陌生的自己。

《无法独处的现代人》，[英]齐格蒙特·鲍曼 著，章 艳 译，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

>>内文选读：

来自流动的现代世界

这些信来自一个流动的现代世界……这是我应意大利周刊杂志《女性共和国》的编辑之邀给他们的读者写的信，每两周一封。到现在，已经快两年了。来自“流动的现代世界”，意味着这些信来自我和你们共同拥有的这个世界，我是写这些信的人，你们是可能阅读这些信的目标读者。我之所以称这个世界为“流动的世界”，是因为和所有的液体一样，这个世界无法静止不动，无法长时间保持某种形状。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一切，或者说几乎是一切，都在不断地发生变化：我们追随的时尚，我们关注的对象（我们不断转移关注点，昨天吸引我们注意力的东西和事件今天已经平淡无奇，而今天让我们兴奋不已的东西和事件到了明天也会同样变得索然无味），我们梦想的东西，我们害怕的东西，我们渴望的东西，我们厌恶的东西，让我们满怀希望的理由，让我们忧心忡忡的原因。我们周围的环境，这些让我们赖以生存并试图以此作为基础来规划未来的环境；这些让我们和某些人建立联系，和另一些人切断联系（或者被切断联系）的环境，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我们有获得更多幸福的机会，也有遭遇痛苦的危险，这些都像水一样在我们的生活里流过，变幻莫测。一切总是发生得那么快、那么突然，让我们措手不及，没法采取合理有效的措施来引导或改变它们的方向，让它们继续下去或防止它们发生。

简而言之，这个世界，我们这个流动的现代世界，不断出乎我们的意料。今天看似确定妥当的事情，到了明天，很可能就会让人觉得徒劳无益、不切实际，或者成为一个令人懊悔的错误。我们担心这种情况可能会发生，所以我们觉得，和这个作为我们家园的世界一样，作为它的居住者，有时还是它的设计者、执行者、使用者和受害者，我们需要时刻做好改变的准备，正如现在的时髦用语所说的，我们需要“随机应变”。因此，我们渴望获得更多信息，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了解可能要发生的事情。幸运的是，我们现在拥有了我们的父辈无法想象的东西。我们有互联网和万维网，我们有“信息高速公路”，让我们能迅速“实时”地和地球上的每一个角落连接起来，无论白天黑夜，无论我们身在何处，所有的一切都在便捷小巧的手机或 iPod 中，尽在掌握。我们很幸运吗？唉，或许并没有那么幸运，曾几何时，信息匮乏让我们的父辈深受其苦，而现在取而代之的是信息泛滥，这个祸害更为可怕，它有可能把我们淹没，让我们根本不可能在其中畅游或深潜（区别于漂流或冲浪）。如何从一大堆无关紧要的垃圾中筛选出有价值的重要新闻？如何从毫无意义的嘈杂声中提取有用的信息？面对众说纷纭的意见和建议，我们似乎缺少一台脱粒机来帮助我们把真理的种子和有用的种子从谎言、幻象、垃圾和废物中分离出来。

在这些信里，我要做的就是假设我们拥有脱粒机的情况下可能会做的事（可惜现在我们还没有，而且这种情况还得持续一段时间）：首先，至少可以把重要的东西从无关紧要的东西中分离出来，把有影响的东西（而且可能会越来越有影响）从虚假警报和昙花一现的东西中区分出来。但是，正如我们在前面所说的，我们这个流动的现代世界一直处在变化之中，不管我们愿意还是不愿意，有意还是无意，也不管我们是高兴还是悲伤，我们都一直在被推着往前走，即使我们想要静止不动、驻守一方。因此，这些信只能是一些“旅行报告”，尽管写这些信的人从未离开过他居住的城市利兹；这些信里讲述的故事也将是一些旅游见闻，来自旅途的、关于旅行的故事。

瓦尔特·本雅明是一位眼光独到而犀利的哲学家，他能在看似散乱随意的文化震荡中找到逻辑和体系的线索。他曾提出过两种不同的故事类型：水手故事和农夫故事。水手故事讲述的是奇异怪诞、闻所未闻的事情，有关那些从未去过也可能永远不会去的遥远地方，有关怪物和异形、巫婆和巫师，有关英勇的骑士和诡计多端的恶棍——那些人与这些冒险故事的听众截然不同，他们所做的事是其他人（尤其是那些听水手故事且为之着迷的人）永远不可能想到的，更别说有胆量去做了。与此相反，农夫故事讲述的则是身边看似熟悉的普通事件，比如年复一年的四季更迭，或者日复一日的家务和农活儿。我之所以说“看似熟悉”，是因为人们以为自己对这些事了如指掌，故而认为从这些事中学不到任何新的东西，也不会对它们有什么新的认识。这其实也是一种错觉——正是因为它们离我们太近，让我们无法看清它们的真实面目。没有什么能像“近在咫尺”“始终存在”“永不改变”的事物那样可以轻轻松松而又彻底地逃脱审视了。可以说，它们“躲在光里”，那是具有欺骗性和误导性的熟悉之光！它们的平凡就像一扇窗帘，挡住了人们审视的目光。要想让它们成为人们感兴趣的审视对象，就必须先将它们从这些司空见惯、舒适却恶性循环的日常事务中剥离出来。必须先将它们搁置一旁，与它们保持一定距离，这样才能对它们进行适当的扫描：从一开始，就应该识破它们所谓的“平淡无奇”，然后，它们隐藏的奥秘，那些丰富而深刻的奥秘（一旦你开始思考，那些平淡无奇的事物就会变得陌生且令人费解）会显露出来，让人想要一探究竟。

本雅明近1个世纪前区分的那两种故事，如今已经不再像当初那样泾渭分明了。抵达奇异之地不再是水手的专利，在这个全球化的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能真正地与地球上其他任何一个地方隔绝，不受其影响，无论那个地方有多么遥远。即使是昔日农夫讲的故事，现在或许也和水手故事没有什么差别了。这么说吧，我在这些信里想要做的是让农夫来讲水手的故事。这些故事源于最普通的生活，但它们可以用来揭示可能会被我们忽视的不同寻常之处。如果我们想把陌生的故事变成真正熟悉的故事，就要先把看似熟悉的事情陌生化。

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无疑，我不能保证它一定能成功，至少我不敢说能取得完全的成功，但这是我们——这44封信的作者和读者——在这次共同的探险中要努力完成的任务。

可是，为什么一定非得是44封信呢？选择这个数字而不是其他数字，这样做本身有什么特殊含义吗？抑或这只是一个偶然的、随意的决定，一个随机的选择？我猜大多数读者都会问这个问题。我必须在此做一些解释。

波兰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亚当·密茨凯维奇创造了一个神秘人物，他是一个混合体。一方面，他是自由的全权代表，是自由的代言人，手握自由的大权；另一方面，他是自由在这个地球上的统治者。密茨凯维奇诗歌中的一个人物在宣告 / 预言这个高深莫测的人物时这样介绍他，“他的名字叫44”。但为什么是这个名字呢？很多远比我更有能力回答这个问题的文学史家试图破解这个谜团，但都以失败告终。有人认为44是诗人的名字在希伯来语里的字母数字值的总和——也许这同时也暗示了诗人在波兰解放斗争中的崇高声望以及诗人母亲的犹太血统。但到目前为止最广为接受的解释是，密茨凯维奇之所以选择这个在波兰语中发音响亮豪迈的数字完全是灵感使然——他追求诗歌韵律的和谐之美（不过大多数的突发灵感通常是没有这种功效的），而不是为了传递某种晦涩难懂的信息。

这本书里收集的信是在将近两年的时间里完成的。应该写多少封信？应该在何时何地停笔？在这个流动的现代世界里，我们写信的冲动永远不会枯竭——这个世界会像变戏法一样，不断地变出新的意外，每天都给人类的理解力带来新的挑战，让你不断有写信的冲动。意外和挑战遍布在人类经验的各个领域。因此，在信中选择讨论哪些话题，同样，选择不讨论哪些话题，都不可避免地具有任意性。这些信本身也不例外，它们的数量当然也是任意选择的。

然而，为什么是这个数字，而不是其他数字？这是因为亚当·密茨凯维奇，44这个数字代表了对自由到来的敬畏和渴望。这个数字向对此有所了解的人表达了这些信的指导思想，虽然是以隐晦的方式。自由的幽灵存在于这些主题各异的每一封信中，即使有时候幽灵确实是看不见的。

原标题：《献给“工友”和“病友”：当代人精神状态的诊断书》

栏目主编：朱自奋 文字编辑：蒋楚婷

来源：作者：[英]齐格蒙特·鲍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