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河南商报
顶端新闻记者 苏梓晴 文/图 部分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AI技术革命是否会进一步提高失业率?人口老龄化趋势能否找到破解之道?教育内卷现象背后折射出哪些深层次矛盾?2025年7月7日,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行政管理学系教授马亮莅临郑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以“公共管理研究的选题与设计”为题展开深度分享。
在数字化浪潮与人口结构转型的关键节点,当前社会科学研究面临怎样的机遇与挑战?如何运用社会科学方法论破解社会发展难题?讲座结束后,顶端新闻记者与马亮教授展开独家对话,就社会焦点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马亮教授
社会科学体系建设:走出校门,走入社会
顶端新闻:你创作的新书《学术祛魅》中强调社会科学要避免陷入空泛理论的误区。对于青年学者来说,如何让研究更贴近现实,社会治理科学更能贴近群众?
马亮:当前社会科学研究存在两个突出问题:一是研究功利化,为发表而发表;二是脱离实际,与社会大众脱节。《学术祛魅》正是要破除这种误区,想让大家去了解,社会科学是怎么发展的,怎么搭建体系,怎么研究的,其并不是空中楼阁。
我国社会科学发展时间较短,亟须构建自主知识体系。但当前存在严重的“学术殖民”现象,生搬硬套西方理论。要改变这种状况,学者必须深入基层调研。遗憾的是,现在很多年轻学者直接从校门到校门,从书本中来又回到书本中去,缺乏社会实践,导致研究失去活力与深度。这个问题值得警惕。
顶端新闻:在政策制定中,社会科学研究常被批评“滞后于现实”。你觉得学者如何更有效介入政策讨论?
马亮:当前研究存在明显的“追随性”倾向,往往是对已出台政策的解读和论证。理想状态应该是开展前瞻性研究,主动发现问题并提出切实可行的政策建议,让研究成果真正融入政策文本。
这涉及两个关键问题:一是现有学科管理体系更鼓励政策解读而非问题研究;二是政府部门数据开放不足,甚至以提防的心态面对学术研究,导致政策实践与学术研究脱节。近年来国家积极推进新型智库建设,为研究服务决策提供了良好平台,但学者参与度仍有待提升,未来发展空间很大。
“考公”“考编”热:是出路还是困局?
顶端新闻:你认为一切大学专业选择都是为了未来“考公”“考编”等现象反映了哪些深层次问题?这种集体选择可能带来哪些潜在问题?
马亮:这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问题,现在“考公”“考编”热已经进入白热化的阶段了。我们在调研过程中发现,从职业规划到面试辅导,已经形成一条庞大的产业链了。其根本原因在于体制内外就业环境的巨大差距,像河南胖东来这样待遇优厚的民营企业实在太少。
“体制偏好”必然挤压民营经济发展空间。要改变这一状况,需要从三方面着手:一是推动经济结构转型,创造更多优质就业岗位;二是加强职业观念引导,从基础教育阶段就培养职业认知;三是尊重个体选择,避免被社会舆论或家长意愿过度影响。特别是从小就要开始培养职业观念,而不是一直等到高考结束,选择志愿再开始思考。要知道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做什么样的工作,不应当被社会规训,也不应当被父母完全掌控。
顶端新闻:有些人预言未来“AI公务员”会部分取代基层窗口岗位,AI技术的发展是否会加剧失业率的上升?
马亮:关于AI技术是否会取代基层公务员岗位并导致失业率上升的问题,需要辩证看待。我们把人工智能技术叫作颠覆式、破坏性创新,在政务领域会带来深刻变革。一方面也许会替代部分程序性、重复性的窗口岗位工作,另一方面也将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和工作模式。
这种变革对公职人员提出了新的能力要求:首先,必须提升数字素养,掌握与AI协同工作的技能;其次,要适应智能化工作环境,善用技术工具提升行政效能。然而现实情况是,当前许多基层干部存在明显的数字能力短板,存在本领荒、能力荒的问题,相关政府部门在人才培训和制度配套方面也尚未做好充分准备,这一矛盾亟待解决。
社会转型阵痛:当内卷、低生育与社交萎缩三重奏如何走出困境?
顶端新闻:你在年初的一篇文章中指出“内卷的背后是社会权力结构的失衡与扭曲”,其中教育内卷问题尤为突出。要如何推动社会各界认识到必须遏制教育内卷?
马亮:解决教育内卷问题需要系统性改革教育体系。首先,优质高等教育资源供给仍然不足,好的大学扩招力度不够。以河南为例,作为人口超过1亿的教育大省,省外重点高校在河南的招生比例仍有提升空间,建议适当扩大在人口大省的招生规模。
其次,高校办学同质化现象突出。当前多数高校过度强调研究型定位,而社会对应用型、技能型人才的需求持续增长。应当建立分类评价体系,引导高校走特色化发展道路,培养多元化的专业人才。
最关键的是,必须同步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要建立更加合理的薪酬体系,确保专业技术人才获得与其社会贡献相匹配的待遇和尊重。只有当不同职业发展路径都能获得公平回报时,才能真正缓解教育领域的过度竞争。
顶端新闻:近期数据显示生育率再创新低,老龄化加剧,但政策仍集中在“发补贴”“延长产假”。你认为根源是经济压力(如房价、失业率),还是文化观念变迁?如何改变现状?
马亮:低生育率和老龄化问题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教育内卷、就业压力、社会保障不足、职场歧视等问题都在加剧年轻人的生存焦虑。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推动政府职能向社会治理转型,在育儿、教育、医疗、养老等民生领域加大实质性投入和政策支持,不能仅停留在空喊口号上。
当前扭转这一趋势的窗口期仍然存在,但需要政府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同时推动社会观念的转变。只有双管齐下,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
顶端新闻:你认为哪一问题可能成为下一个“社会痛点”?
马亮:随着人工智能和智能技术的广泛应用,最值得警惕的是人际关系的疏离化问题。这要求我们重新构建新型的社会交往规则。当前已经出现诸多现象:一方面,“宅文化”盛行导致线上社交活跃而线下交往困难,我们正在亲手建造一个个舒适的社交孤岛;另一方面,社会互助意识减弱,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感日益加深。
从政府治理角度,建议通过以下方式应对:一是规划建设更多公共空间;二是设计丰富的公共活动场景;三是创造有意义的公共议题。若不及时干预,社会关系持续疏离将导致个体原子化、社会碎片化。当前已经显现的圈层文化和鄙视链现象,正是网络虚拟性带来的负面影响。
技术革新必然推动文明形态转型,但若生活方式与文明发展脱节,就会产生诸多社会问题。这一趋势亟须引起全社会的重视和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