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岩

　　暑假到来，“学生大军”又将掀起一波波游学热潮。游学，自古就是求学问道的一种方式。它突破时空界限，让知识跳出课本，在真实的场景中生长，在文化的碰撞中发芽。游学者在学到知识的同时，也在行走中感受着世界的广阔与多元，收获了知识以外的宝贵财富。

汉代画像石中的“孔子见老子”图。

　　孔子游学绝粮七日弦歌不衰

　　公元前518年的一个春日，34岁的孔子带着弟子南宫敬叔，驾着一辆简陋的马车从鲁国向西行进。车轮碾过黄土飞扬的官道，这位后来被尊为“万世师表”的年轻人，要去周都洛邑（现洛阳）拜访掌管周王室典籍的老子。

　　“我听说老子博古通今，不仅精通礼乐制度的精髓，还透彻理解道德伦理的根本，所以要向他当面请教。”孔子对弟子这样解释此行的目的。当两位伟大的思想家在藏书室相见时，老子告诫孔子：“你要戒除身上的傲慢之气和过度欲望，这些毛病对你没有好处。”这段记录在《史记·孔子世家》中的内容，成为中国游学史上最著名的启蒙课。

　　游学，顾名思义，就是“游”与“学”的结合——既要周游四方，又要在行走中求学问道。中国古人早就悟出了“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真谛，并在春秋时期形成风气。

　　与今日拉着行李箱去游学不同，古人游学总带着3件“行李”：一双草鞋丈量山河，一卷竹简记录见闻，一颗求学之心体悟天地。正如孟子所言“观水有术，必观其澜”，真正的求知者总是要亲临其境，在江河湖海里参悟道法，于市井巷陌间追寻真义。

　　作为游学的先行者，孔子总是率先垂范。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公元前497年，55岁的孔子驾着载满竹简的马车，率弟子开启了一次14年的游学之旅。从卫国到曹国、宋国、郑国……一路颠沛流离。最惊心动魄的篇章写在了陈国和蔡国之间的旷野上。孔子师徒被陈、蔡两国兵丁围困，饥寒交迫，孤立无援，弟子们几乎性命不保，难免发牢骚。但孔子并没有因被困断粮而有丝毫烦恼，反而更加精神抖擞。绝粮七日，弦歌不衰：“君子虽然身处困境，依然能坚守原则，小人一遇到困难就会胡作非为。”琴声惊起寒鸦的刹那，比粟米更珍贵的，是困顿中迸发的精神光芒：内心笃坚，从容不迫，坚持自己的方向。弟子们也学到了课本上学不到的东西。14年间，像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

　　战国初期，养士之风愈演愈烈。在各国“厚招游学”（用优厚待遇招揽游学之士）的政策下，游学成为士阶层追求学识的教育方式之一。《韩非子·五蠹》中说：“是故服事者简其业，而游学者日众。”意思是从事耕战劳役的人怠慢了自己的本业，而游学的人日益增多。这体现了当时游学的盛行。

　　战国时期的纵横家苏秦早年师从鬼谷子，学成后却穷困潦倒，归乡遭兄嫂白眼。他闭门苦读，以“头悬梁锥刺股”的精神悟透纵横术，随即踏上践行之路。他先去洛阳游说周显王，没成功；又跑到秦国，向秦惠王献策，还是被拒绝。但他没有放弃，转而以燕国为起点，走遍了燕赵大地，实地考察地形、了解民风，边游边学边实践。终以燕赵联合破局，力推六国合纵，佩六国相印，吓得秦国15年不敢出函谷关。苏秦从穷小子变成六国“总理”，靠的就是不断游学、实践，成为后世游学者的榜样。

现代人所绘的李白诗作《望庐山瀑布》图。

　　司马迁踏遍山河成就“史家之绝唱”

　　汉代至魏晋，儒家学说逐渐成为官方意识形态，其“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理念被广泛接受，游学成为士人完善人格、传播学术的重要途径。游学的经历成就了许多名师大儒，比如司马迁。

　　司马迁是留名千古的汉代史学家。他出身优渥，作为太史令之子，本可安坐书斋，但为了“网罗天下放失旧闻”以增长见识，他选择了一条“游学天下”的求索之路。他在《太史公自序》中记载了20岁开始的游历行程，从东到南，从南至北，穿插迂回，足迹遍及半个中国。

　　司马迁先到长江、淮河流域。在淮阴，他注意收集韩信早年的奇闻轶事，在《史记·淮阴侯列传》里记录了韩信报答漂母“一饭之恩”、忍屠夫“胯下之辱”等故事。

　　然后，司马迁一路南下，到达会稽（现绍兴）。据说大禹曾在此地会集诸侯，计算贡赋，后人便以会稽为地名。当地有一个深不见底的洞穴，据说只有大禹曾经进入其中，因此叫作“禹穴”。司马迁为了一探究竟，亲自深入此洞，探索大禹遗迹。后来，司马迁虽然没有对这部分内容单独成卷，只是将相关记载散见于《史记》不同篇章，但现代学者普遍认为，这次考察直接影响了他对夏王朝真实性的判断，为其“疑则传疑”的审慎治史原则提供了重要实践案例。

　　再后来，他北上齐鲁，实地研究孔子的行为和学说，观察儒家礼乐教育在这里所起的教化作用。在《史记·孔子世家》里，司马迁特别提到自己曾经亲临孔府与孔庙的经历。行至彭城（现江苏徐州），他钻进市集茶摊，听老者手指一望无垠的荒野讲述项羽垓下悲歌。这些鲜活的记忆，后来化作《史记》中“项羽本纪”的泣血文字。

　　这次游学，让他获益匪浅。之后，他又多次游学，脚步几乎踏遍了全国，不仅搜集了大量遗文古事，也开阔了视野。这恐怕也是他把《史记》写成“史家之绝唱”的重要因素。

　　另一个在游学路上留下千古名篇的大成就者是唐代诗人李白。公元725年，25岁的李白告别故乡，怀揣“男儿当以诗酒丈量天下”的志向，踏上“游学”之旅。他行至庐山，面对壮观的瀑布，诗兴大发，写下“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这首诗以独特的视角和宏大的比喻，展现了庐山瀑布的壮丽景色。

　　离开庐山后，李白在扬州病倒，盘缠用尽，陷入困境，在病榻上思念故乡，写下《静夜思》，体验了人生第一次真正的困顿。他走过金陵酒肆，留下“风吹柳花满店香”；他驻足幽州，写下“烽火动沙漠”……这一路，诗酒是剑，山河为鞘，盛唐的锦绣与苍凉，尽数收入袖中。

　　游学在唐代不仅备受文人欢迎，也是医学者的首选之法。正如药王孙思邈告诫后学所言：“一事长于己者，不远千里，伏膺取决。”即只要有一技之长超过自己的人，即使要远行千里，也要虚心求教，并按人家说的去做。

江西省南昌市万寿宫历史文化街区的利玛窦与徐光启青铜雕像。

　　利玛窦与徐光启共研“测地量天之学”

　　宋代推行“重文抑武”政策，通过恢复国子监、太学等官学体系和鼓励私学发展，奠定了教育普及的基础。科举制度的完善是游学盛行的核心驱动力。以经义、策论、诗赋为考试内容，促使士人通过游学结交名师、获取举荐，形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的风气。

　　南宋时期，随着政治中心南迁，南方成为文化教育中心，书院制度勃兴，如湖南岳麓书院、江西白鹿洞书院等。四方之士，慕名前来游历者络绎不绝。书院灵活的教学模式，极大地满足了各方游学之士的求学愿望。

　　此时，游学与理学思想深度绑定。朱熹用“游学+讲学”模式推动了理学的地域传播。他常着一袭青衫，拄着竹杖，行走在南宋的各个书院和山水间。他的脚步丈量过庐山的云雾，武夷的九曲溪，也丈量过无数偏远乡野的阡陌小道。每到一地，他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寻一方书室或一片树荫，与当地的学子、农夫，甚至樵夫、渔夫席地而坐，探讨各自心中的天地之理。

　　在江西鹅湖寺，朱熹与陆子寿、陆子静兄弟的“鹅湖之会”是他游学路上最为人称道的“高手交锋”。三人就“理学与心学”展开辩论，从晨光辩到暮色，引得学子围坐如堵。这场辩论没有胜负，却留下了朱熹所作的《鹅湖寺和陆子寿》一诗，诗中表达了他对陆子寿治学严谨的钦佩、敬仰之情，体现了“君子和而不同”的胸怀与风范。

　　宋代游学不仅是知识获取的方式，更是思想碰撞与社会整合的机制。士人在游学中经常参与诗词唱和、书画品鉴、金石考古等交流活动。它塑造了士人“家国天下”的情怀，推动了中华文明在多元碰撞中的创新发展。

　　明代游学逐渐脱离唐宋“仗剑游天下”的浪漫气质，转向更务实的方向。这一时期，商品经济蓬勃发展，江南地区出现资本主义萌芽，市民阶层壮大，为游学提供了新的社会基础。同时，西方传教士东来，带来近代科学知识，部分士人开始突破传统游学范畴，探索“经世致用”之学。

　　1582年，葡萄牙商船停泊澳门。意大利人利玛窦整理方巾迈进了中国的大门，期待成为一代旷世“西儒”。次年，这位“大西洋人”携地球仪与自鸣钟踏上广东，开启了为期30年的中国文化游学。

　　他的游学之路是流动的“科普学堂”：在肇庆仙花寺内，他带来的自鸣钟与世界地图令士大夫惊叹。在南京鸡鸣山，他望远镜中的木星、卫星颠覆了“地心说”，他以“天帝棋子”喻之，化解认知冲突。在北京紫禁城，他向万历皇帝进献世界地图，让朝臣惊觉“大明不过东方一隅”。

　　1600年，利玛窦与徐光启在南京相识，因对科学和儒学的共同兴趣而结下深厚友谊。1604年，徐光启中进士后定居北京，特意租住在利玛窦的居所附近，两人几乎每日探讨科学与哲学。1607年，两人合作完成欧几里得《几何原本》前六卷的翻译，还将“Geometry”译为“几何”——“测地量天之学”。这一简洁、形象的译名，让西方数学扎根中华。

　　两人交往期间，利玛窦一方面通过徐光启等士大夫在中国传播西方科学，另一方面也向西方传播中国文化。比如，首次将《四书》译为拉丁文，首次尝试用拉丁字母为汉字注音等，将东西方文化融合在一起。徐光启则成为“晚明西学领袖”，推动番薯种植等农业技术改良。后来，两人的雕像被置于利玛窦的故乡意大利马切拉塔市，成为中意友好关系的见证。

江苏省新安旅行团历史纪念馆展出的团员在苏北根据地时穿过的草鞋、毛窝子。

　　抗战烽火中诞生“游学天团”

　　1840年之后，中国人向西方的学习从单纯的技艺考察转向全面学习。1866年，63岁的斌椿披着三品顶戴，自上海启程西行。这位晚清老吏未曾料到，自己将作为千年帝制下首位“游学”官员，踏足欧罗巴。

　　轮船南下，经新加坡，过锡兰，至埃及首见火车。斌椿望着铁轨上“像极了钢铁巨兽”的火车，惊叹“车行如奔马，日行千里”。抵达伦敦时，维多利亚女王在白金汉宫设宴。他穿过红毯，见几百位贵族女士“袒臂露背，裙裾翻飞”，暗惊西洋礼制迥异中华。在曼彻斯特纺织厂，万锭飞旋如银龙，他抚着薄纱叹道：“如果中国得到这种技术，民生就不愁了！”最令他震撼的，是显微镜下看到水滴中的小细菌，他觉得它们“游弋如星汉”……斌椿的这些笔墨成为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的最初印记，也开启了中国游学方式的现代转型。

　　清末新式学堂成立后，倡导学堂关注儿童心智，尝试远足旅行，成为教育者的共同心声。于是，“设立远足会培养学生活泼精神”成为当时学堂教育的一项常例。

　　民国时期，受清末远足教育的影响，先进的知识分子提倡学校推广游学教育，扩展教学场域。比如上世纪30年代，由慈善家熊希龄创办的北京香山慈幼院在中小学各年级组织师生旅行团，提出于游览中学习，于直观教学中开阔学生视野、磨炼坚强意志，“以游促学”。香山慈幼院除组织儿童游学外，也接待外来游学团体，与其交流游学体验。曾有新安旅行团、天津扶轮中学、燕京大学教育学会等团体到该校参观。

　　说到新安旅行团，它是当时非常著名的旅行团。这个旅行团于1935年10月在江苏淮安县新安小学成立，最初成员只有十几人，后来扩展到600余人。他们在国之危难中踏上征途，抱着“讨饭也要去宣传抗日”的决心，以文艺为武器，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亡主张。历时17年，行程5万余里，新安旅行团足迹遍及全国22个省份，被誉为诞生在抗战烽火中的“游学天团”。

　　新中国成立后，游学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特别是上世纪80年代后，游学之风焕发新生，游学成为学校教育的有益补充。莘莘学子的足迹绘就出新时代的文明星图——在剑桥追寻徐志摩的云彩，于硅谷解码人工智能，在敦煌触摸飞天衣袂，于故宫复原青铜器纹路……可谓“万物皆为课堂，世界即是教材”。

　　梁启超曾说：“纵有千古，横有八荒。”广阔的天地间蕴藏着丰富的探索资源。当游学者一次次完成地理上的迁徙、历史中的穿梭，也会在跨越中读懂世界，在体验中重塑自我。

　　游学传奇

　　亚里士多德入列“古希腊三贤”

　　公元前347年，在老师柏拉图离世后，亚里士多德离开生活了20年的雅典，踏上小亚细亚，开启了形成他独特哲学思想的游学。他穿行橄榄林，记录500余种植物，解剖海豚验证构造。在波斯宫廷，他参与“物质与形式”的激辩，提炼出著名的“四因说”，即“形式因”“质料因”“动力因”“目的因”,对古希腊早期自然哲学四大学派进行了概括和总结。他目睹渔民以星象导航时顿悟：真理不在学院廊柱下，而在游学途中的叩问里。这段游学经历为他后来的哲学成就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助力他与老师柏拉图、前辈苏格拉底并肩成为“古希腊三贤”。

油画《歌德在罗马坎帕尼亚》描绘的是歌德在罗马居住时的状态。

　　重塑之旅

　　歌德艺术风格的转折

　　1786年，37岁的德国作家歌德乔装成贫困画家潜入意大利，用一年零九个月，游历了罗马、威尼斯、佛罗伦萨、西西里岛等地，完成了一次为追寻艺术理想而进行的“自我教育”之旅。在罗马万神殿，他实现了对古典美学的游学朝圣：当阳光穿透天窗，在斑驳大理石上绘出几何光影时，他忽然懂得：美是光与物质共舞的瞬间。

　　回到德国后，他的风格逐渐从年轻时的大胆豪放转向平静的古典主义。他在根据这段游学经历所写的《意大利游记》中写道：“我也在阿卡迪亚！”阿卡迪亚在欧洲文化上代表着一个没有受到破坏的田园牧歌的故乡，表达了人与自然、艺术和谐一体的朴素的理想。

　　本版供图：视觉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