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6月，浙江义乌的崇山村空了。

几乎所有房屋的窗户都被村民拆走，露出方形的空洞。破旧的家具和衣物零散堆在地上，杂草从缝隙里钻出来，覆盖了塘边的路。

曲江王氏祠堂就在一片废墟中。祠堂的门是完好的，“侵华日军细菌战义乌展览馆”的铝合金牌匾钉在门边上，字迹看不出磨损。

搬迁的前一个月，崇山村还在例行抓老鼠。每年中有9个月，村民们都会收到当地防疫部门发放的捕鼠笼，在自家捕到老鼠交上去，进行带菌检验。

这是八十几年前留下的伤痕——1942年，侵华日军发动的细菌战中，三分之一的崇山村人感染鼠疫死亡。在延续了900年的凤林王氏族谱上，细菌战几乎毁灭了这个村“冲、茂、焕、基、晋”字辈的5代人，很多人名字下面空荡荡的，成了没有叶子的干树枝。

这里的村民在种田、打工之余一点点学习如何为自己受害的历史申诉。

1994年，崇山村里一群冬天没袜子穿的农民，决定自筹经费，在东京地方法院对日本提起诉讼，要求日本对实施过的细菌战认罪、赔偿。先后有224名日本律师免费帮他们打官司。一审持续了5年，开庭27次，其间，日本律师来崇山村8次，调查团来了4回，54个家庭接受过会谈。

村民们努力还原崇山村湮没了几十年的受害历史。他们记下遇难者的名字、去世时的年龄——最小的不满1岁，名字都没来得及取，18户全家死绝。

村民们把一面墙大的遇难者名单搬进了供奉祖先的祠堂，那些名字挤得像秋收时晾晒的谷粒。如今，墙上的每个名字都像一颗图钉，把纪念馆钉在了这片正在消失的土地上。

在崇山村，一些东西都消失了，但又从来没有消失。

崇山村不再沉默

如果没有崇山村那几个村民的诉状，那些美国人、日本人、往返于中国和日本的留学生，可能不会沿着那条汽车都开不进来的小路进村。

那是20世纪90年代，崇山村人正陆续在祖屋的“遗址”上一层层盖新房。他们每攒下一笔钱，就买一些砖瓦和水泥。

盖房前，王建政和父亲清理了上面的垃圾和灰烬——1942年，侵华日军占领义乌后，停止细菌战的攻击，并采取一些防疫措施。对于鼠疫疫情猛烈的崇山村，他们放火烧了整个村庄。

93岁的王樟土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1942年秋天，村里开始出现大量的老鼠尸体。肥硕的老鼠死在屋前排雨水的小沟里、院子里的水缸旁、厕所的尿桶前，甚至村民的被子里。

见过那些老鼠的人大多都会死去——感染了鼠疫的跳蚤不只叮咬老鼠，也叮咬人类。它们饱食人血后，将鼠疫传染给人。这个有600多年历史的村庄，许多村民至死都不知道自己得的什么病。

跳蚤是日军731部队开发的用来传播鼠疫的媒介。经731部队精确测算，1克重量的跳蚤大约有1700只。

日本陆军军医少佐金子顺的博士论文中显示，1940年10月，日军使用8公斤鼠疫跳蚤对浙江衢县（今隶属浙江省衢州市）进行攻击。也是在这个10月，中国战时通向海外的重要港口城市宁波，被空投下鼠疫跳蚤两公斤。

衢县的鼠疫传播到义乌、东阳、崇山村、塔下洲等周边地区。

王樟土那时8岁，已经记得一些场景：村民们排着队，穿着防护服的日本军医对村民逐个“摸淋巴”，那些淋巴结肿大、出现感染症状的人会被带到附近的林山寺“医治”。

后来，随着细菌战调查的深入，村民们才确定，林山寺是日军对染上鼠疫的村民进行活体解剖的实验场所。2011年，这里挖出了人类头骨、腿骨、牙齿和手骨等。

为了躲瘟疫，人们用扁担挑着家当和孩子往外逃，鼠疫也随着他们逃亡的路线扩散。

邻村塔下洲村，受崇山村鼠疫传染，全村死了五分之一的人。村里曾有一座坟冢累叠的山，埋的都是死于鼠疫的人。村民们称那里为“记仇山”。而崇山村，死的人太多了，大多草草掩埋，连个坟都找不到。

再没有什么地方敢接收崇山村人。王樟土的父亲带着全家逃去了田埂上，用草席子围了临时的家。他家死了两个人，一个是王樟土的大哥王基成（音），去世时29岁，另一个是26岁的二嫂赵彩华（音）。

《没有结束的细菌战》一书里，南香红写道：住在后山背的王焕海全家逃到野外，留母亲看家。后来母亲也染上鼠疫，发烧口渴难忍，爬出门去沿路讨茶水喝，但家家关着门不敢回应。最后连她自己的独生儿子见了她都不敢靠近，看着母亲爬着死去。

不到3个月，1230多人的崇山村有411人因为感染鼠疫死亡。日军占领义乌后，开始控制疫情的蔓延。对于鼠疫严重的崇山村，他们放火烧了一天一夜，700多人无家可归，“灾民啼饥号寒，哭声震天”。

这些记忆闷在每个亲历者的心里，他们很少拿出来示人。活着的人要带着伤痛继续往前走。

根据崇山村鼠疫亲历者王菊莲留下来的口述材料，我们得知：在那场鼠疫中，14岁的她和母亲活了下来。她们在田垄上用晒谷子的席子搭起来的“房子”里住了3年。冬天的风像刀割一样，落的雨把人浇透，母女俩抱着缩在一起。为了继续生活下去，原本从不出门的母亲出门种田，因为在封建年代裹了小脚，王菊莲的母亲站不稳，只能跪在地里用双手刨，踩水车时也是双膝跪着“踩”。被烧的房子一直没有盖起来，母亲在祠堂的一间小屋里住到去世。

没有中断的是耕读传统。崇山村几百米外的三进院曲江大宗祠保存完好，这里后来成为附近孩子继续上学读书的地方。那些生长于战乱时期的孩子得以完成学业。

王焕斌是崇山村要求日本政府进行赔偿的发起者。他读过书，走出了崇山村，在上海市人民法院工作过，后来在江苏省一家单位工作至退休。他看到报纸上刊登的一名学者的文章，里面提到中国的战争受害者可以向日本政府索赔。那段埋藏起来的记忆被激活——王焕斌家的房子烧没了，他的妻子是义乌北门人，家里5口人死于细菌战中，31间房屋被烧毁；王达读完中学后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后来从卫生防疫站离休后，对侵华日军细菌战崇山鼠疫流行受害情况进行摸底调查，形成了相对科学和专业的调查报告；中学毕业，到军队当过侦查员，后来做了一辈子农民的王锦悌手绘了细菌战袭击前整个村庄的平面图，这成为呈交日本法庭的重要证据之一……

沉默了半个世纪，这些读了书、见过世面的崇山村人的号召在村里引起一场风暴。他们决定为死去的亲人讨公道。

1994年10月，崇山村的村民吴利琴、王国强、王焕斌三人代表崇山村起草了《崇山村要求日本国履行细菌战受害赔偿的联合诉状》。

日本的两名市民和平活动家——历史教师森孝正和医生松井英介循着报纸上的线索进了崇山村。他们是抗日战争结束后，最早抵达这里的日本人。

他们告诉村民，已经有大量的证据证明崇山村的鼠疫是日本的细菌战，会想办法帮助崇山村打官司告日本政府。

在这个中国偏僻的农村，这些村民能和日本民间沟通的唯一桥梁是王选。

王选的父亲是崇山村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时，她在崇山村插队。这里的村民不在乎她父亲是“右派”，他们尽可能地照顾这个身材矮小、挑扁担摇摇晃晃像只鸭子、兜一勺饭就喂饱了的上海姑娘，总是把最轻的活儿分配给她。

后来，王选离开这里上大学，成了改革开放后最早去日本留学那批人中的一个。

崇山村人决定打官司时，王选已经在日本生活多年。“选，我们要打官司，要告日本人，我们准备好了。”王焕斌对侄女王选说。

“看见了，就不能背过身去”

时间过去了30年，在上海的家中，王选向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表示，自己还记得那个场景。

1996年，第一批到达崇山村调查鼠疫的两名日本人森孝正和松井英介在日本东京成立了日本民间组织——“日军细菌战历史揭露会”。

一次揭露活动中，南京1644细菌部队的日本老兵松本博讲述自己在细菌部队的亲身经历。现场坐了一屋子日本人，王选是唯一的中国人。

据松本博讲述，被南京宪兵队抓进去做人体实验的中国人被称为“材木”，以“根”计算，一个房间有6个笼子，每个笼子关一根“材木”。笼子有1米宽、1.2米高，人进入笼子后一律裸体，抱膝蜷缩在笼子里。这些人被关入笼子后，日本军医或军属给他们注射细菌。笼子里的中国人一天天衰弱下去，直到被采光最后一滴血。尸体被丢进处置室旁的焚尸炉。

王选吸收了松本博讲的每一个字。她觉得“像有一只大手抓住自己的心脏”，喘不过气来。

会场有人问松本博，“这些人整天关在笼子里，在干什么？”“在聊天。”松本博回答。

整个会场发出一阵哄笑。王选再也控制不住情绪，起身出了会场，眼泪不停地流。

这次活动前，她和在场的日本民间和平人士已有不少接触。他们大多是在二战后日本废墟上度过童年的。

《没有结束的细菌战》作者南香红在采访时得知：森孝正1941年出生，整个童年满是后战争时代的饥饿、贫困。医生松井英介和家人在美军轰炸中东躲西藏，他说自己永远不会忘记，自己的弟弟妹妹在大阪防空洞中被活活踩死。

日本推理小说家森村诚一采访了原731部队的老兵，写了长篇纪实小说《恶魔的饱食》。日本50岁左右的人，几乎没有人不知道这本书。那天活动现场的人，大多都读过这本书。

1995年12月，王选和日本民间细菌战调查团成员一起去了崇山村，森孝正是团长。

即便有了共同认可的努力起点、在崇山村调查的经历，王选在那次揭露活动中，仍感受到难以厘清的复杂情绪。

那天，他们还去了细菌战诉讼律师一濑敬一郎的律师事务所。在那里，王选被《世界》杂志上的一张黑白旧照片吸引：3个中国男人，一起绑在一根木桩上，要被送去做人体实验。

他们和她认识的中国农民一样，憨厚，老实，长着圆圆的脸，他们正视着镜头，看着她。

去崇山村调查细菌战鼠疫受害者的相关事实，三个人一组，两名日本人，一名中国翻译，王选跟着其中一组作为翻译。在受害者家翻译那些口述时，她没有哭；确认自己未曾谋面的叔叔王容宝死于细菌战鼠疫感染时，她没有哭；结束了这一天，她坐新干线回到日本出租屋的家，行程3个半小时，她一直在掉眼泪。

松本博的讲述和这张照片，让所有的细菌战受害者有了具体的面孔。“他们是谁家的儿子，谁的丈夫？”

“日本政府90%的可能是不会赔偿的，那我们这个官司还打不打？”递交诉状前，在崇山村的中和祠，一名日本律师问。“要打！”王选回忆，这些农民的声音穿透祠堂。

“我们农村人讲‘要争气、有志气’，对不对？”王建政的父亲王侗在细菌战诉讼一审判决前就去世了，按日本法律规定，王建政继承了父亲的原告诉讼权，成为原告团一员。“我们自己的同胞、亲人被人家杀了，你怎么能无动于衷？”

这场诉讼的第一项请求内容是，“被告必须向每个原告提交原告认可的谢罪信，并将谢罪信登载在官方报纸上。”

“看见了，就不能背过身去，装作不知道。”王选说，“总是要有人为他们说话的，那一次我铁了心（做这件事）”。

“王选，你为什么哭？”在松本博讲述的现场，一名日本人问道。

“这个问题还要问吗？你觉得中国人是怎么一回事，难道中国人不会难过吗？”这些话王选没说出口。

在律师一濑敬一郎看来，这是这场诉讼必须攻克的难题。

“怎么接受中国老百姓的这份感情？死了那么多人，但日本人觉得好像离他们比较远。这份感情怎么去理解，需要熟悉中国农村的学者在中间搭一个桥。”在日本东京女子大学做教授的中国人聂莉莉回忆，1998年春天，一濑敬一郎通过日本人类学会找她，说服她从社会学和人类学角度来帮助调查。

那时，调查团在做受害者个人和家庭的调查，是重复性的个案整理。如何把这些受害者整理出来，更全面、立体地去理解，是一个难题。

“既然（他）这样讲，我觉得我可以派上用场，我就去看了。”聂莉莉说，“（我）看了之后跟王选的感觉一样，看见了就确实转不了身”。

“诉讼是中日之间认识的磨合，是人互相之间的接近”

崇山村依山而建，青石白墙黑瓦的房屋高低错落地聚在一起。村里的路很窄，往来的行人肩碰肩才能同时通过。

“盖着黑瓦的白墙遮挡着视线，外人无法看到村中的情形；在路上行走，可以看到高墙要塞般地耸立着，威吓着外来觊觎者。”在日本立教大学历史学教授上田信眼中，这个经受过鼠疫劫难的村庄，“倔强地挺立着，像一个中世纪的城堡”。

他根据可考据的史料推测，崇山村村史至少可以推至15世纪中叶。这座“城堡”庇护村民几百年，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直到日本军队到来。

近代中国的一些变化，在浙江的这座村庄里都有所体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炮火中存活下来。改革开放后，他们做小商贩、进城务工，见缝扎根，从“乡土中国”转向“市场中国”。

等到1995年，第一批日本调查团沿着中国尘土飞扬的公路抵达崇山村时，村里到处都是水田，一座房屋中住着几个家庭甚至十几个家庭。那些亲历了细菌战的老人热情地欢迎了他们。

二十几个调查团成员里有律师、学者、记者、医生、声乐教师各色人等，他们长期关注日本细菌战调查，都是利用年末休假来的。浙江省外办出了一辆大巴车负责接驳。

89岁的王基旭记得，那时来的日本人穿着衬衫和西装，不习惯没有空调和暖气的南方农村，冻得发抖。

调查团对村民进行询问、取证，每一句都要核实很多遍。他们发现，搞清楚一个遇难者的姓名都很困难：在村里，大家知道一个人的“外号”，但他身份证上的名字是什么，没人在乎。一些年长女性的名字更难确认了，只有姓氏没有姓名。至于出生年月日，更是模糊的。

“日本早已是精确到分秒的社会，他们完全不能理解，一个人会不知道自己的生日，不知道自己名字的正确写法。”在南香红看来，“质疑加深了双方的隔阂”。

日本律师要对他们采访3-5遍，反复确认细节，日文的要翻译成中文，让原告自己读一遍，确定律师写的对不对。

细菌战诉讼原告团成员从108名增加到180名，中国湖南常德、浙江衢州、宁波、江山、丽水等地的细菌战受害者加入进来。

中国地大，不同地区的原告风格也不同。王选觉得，湖南常德的原告代表像首诗，有很多情怀，“一个普通农民在日本法庭上说话比外交部长还要雄辩”。“浙江人不会写诗，会找钱，做具体的事。”

这让日本人感到困扰——“浙江人和湖南人在法庭上讲的这么不一样。”

在王选看来，中日的民间团体在接触中慢慢达成信任。

“诉讼是中日之间认识的磨合，是人互相之间的接近。他们理解中国老百姓，中国老百姓也把自己托付给他们，是这样的交融。”聂莉莉说。

上田信在崇山村走访村民，梳理近百种他“到现在也不能完全搞清楚关系”的亲族之间的称呼。

“日本人加入了某个组织、集团，就会毫无保留地采纳集团领导人的意见。日本人一旦被组织抛弃，他就会迷失、自杀。”在上田信看来，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宗族社会已经瓦解，但中国人的家和族，是不断分枝的关系，但底下根系相连，这和日本不同。

上田信告诉南香红，他从自己的田野调查中，逐渐明白了崇山村的村民为什么会在几十年后要去打官司，为什么会在忙完田里的劳作后，义务去修族谱修祠堂、制作死难者纪念碑。他想，在日本，一定有很多人不能理解，为什么中国人会为了死去的爷爷或者父亲去日本打官司，为什么这些中国人不能让战争“过去”。

作为原告方的学者证人，聂莉莉在2000年向东京地方法院提交了关于常德地区受害状况的陈述书，并在一审的第18次开庭中走上法庭，陈述了对受害状况的研究见闻。

“她是那样一个优雅的知识女性，在法庭陈述时哭了。”王选说，聂莉莉带着自己扎实的研究出庭作证，让日本人、让法官看到，战争对中国造成的伤害很深。

一审的27次开庭里，中国防疫专家、日本731部队成员、日本国立预防卫生研究所的研究员、研究近现代史、社会史的日本高校的教授们，站上证人席。

2002年8月27日，经历了5年的法庭审判，东京地方法院作出判决。几万字的判决书认定了细菌战的事实，这是历史上首次认定日军在侵华战争中使用了大量的细菌武器，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这天，崇山村的中和祠里，王锦悌、王晋华等原告准备了扩音喇叭，把村民和原告们聚集起来，等着从东京打回来的电话。

在日本东京，中国原告团去了80多个人，包括媒体，大家都是自费。

义乌电视台的记者第一时间通过电话把判决的结果告诉崇山村人。8月是义乌的多雨月份，回忆起那一天，王基旭觉得那天的雨格外大，不一会儿地上就积满了水。

“败诉，但是我们胜利了，细菌战的事实第一次被确认。”王选说。

原告团要继续上诉，斗争到底。王锦悌在电话里告诉王选，大家做好了打持久战的准备，我们的孙子也都准备好了。

一审判决结束后，律师团中声望最高的土屋公献带着几名律师、学者代表到中国常德、义乌崇山村等地，给原告团成员讲判决意义，表达在二审中继续努力的决心。令他感动的是，对于自己这个“打败仗的将军”，乡亲们热情欢迎他们，向他们敬酒。

从1997年首次起诉，到2007年日本最高法院驳回中国原告上诉，这场官司经历了10年，日本三级法院共开庭40次，细菌战诉讼在日本走完全部司法程序。最终，日本最高法院驳回中国受害者的上告申请，维持确认日本细菌战事实和国家责任的判决，但对中国受害者的谢罪赔偿请求不予支持。

“不要感谢我们。日本做了坏事不谢罪不赔偿怎么行，这是很简单的道理。为你们辩护，也是我们日本律师应该做的。”细菌战诉讼，土屋公献从74岁打到84岁，他说，“不仅仅是为了人类记住自己的错误，（还有）不再重犯反人道的罪行”。

“我们揭露是为了记忆，但记忆并不是为了恨”

为了细菌战调查和诉讼，崇山村的农民们走上日本街头游行，到参议院提交请求。他们登上过中国、日本、美国等国家的媒体。

去过日本的细菌战鼠疫亲历者只剩下王基旭在世。对于这个曾经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的国家，王基旭的印象是“干净”“日本人有钱，但很节俭”。

除了讲述崇山村人在战争中遭遇的苦难，他告诉前来支持他们诉讼的日本人，“我们都是战争的受害者”。那些参与了战争的日本兵，远离了妻子和孩子，很多死在中国，随便埋了，按中国的说法是“客死他乡”。幸运活着的人，一生背负着良心的枷锁。

“你们欺负我们，你们也没得到什么，对吗？”王基旭说。在场的日本人听了会流泪，会道歉。他们关心崇山村人现在生活得怎么样，需不需要捐款，还有什么困难。

回到村里，一切平静如常，村里的男人们照常种水稻、花生、糖梗，农闲时外出打工，妇女收芝麻，晒谷子，榨蔗糖，做小手工艺活补贴家用。等“日本那边”来了电话或者传真，开会、配合律师团调查取证就是整个村庄的头等大事。

去日本出庭作证，他们内心要经历一番挣扎：家里的水稻不收就来不及了。

“义乌的人有组织能力，有基层的干部，特别能干。”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丁晓强表示。

在细菌战诉讼全国原告代表会议上，王选被推举为原告团团长、总代表。

为了保证原告团的主体性，这些农民坚持经济独立。去日本出庭作证，受害者们有的自费，有的靠原告团四处化缘，自筹资金。他们不舍得多花一分钱，每次去日本，行李里不装什么东西，方便面能塞多少是多少，再带一个用来泡面的搪瓷缸。

他们还会带上王选那份。打官司这些年下来，没有人正面问过王选，“在日本住哪里，为细菌战诉讼坐新干线、往返中国和日本坐飞机的钱哪里来的？”

“她不容易的，不是不关心她，是我们问了、知道了也帮不上什么忙。”王建政说，筹钱的事也要靠王选在外面张罗。

筹钱不容易。原告的路费有时是美国、日本的华侨赞助的，有时是王选“拖着”原告团成员挨家拉来的赞助——跑了200户小生意主，筹到7.2万元。

王选记得在一家企业，对方同意拿些钱，但“得到了赔偿金要分一点”。王选哭笑不得，但她觉得更重要的是，在中国市场经济发达的义乌，人们的权利意识在加强。

“这或许也是细菌战诉讼从义乌一个小山村发起的原因之一。”丁晓强说。

细菌战终审结束，王选想要带着原告团到联合国人权组织去申诉，可他们没有非政府组织的法人资格，这件事最终也只能“想想”。原告团的人越来越老，活着的也越来越少了。

细菌战诉讼的10年，中日关系起起伏伏，中日之间的历史问题一次次横在眼前。

上田信告诉南香红：日本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想法——随着经历过战争的人死去，战争就会彻底地消失，成为过去。所以这些人在等待经历战争的人死去。

但他认为，即便所有亲历者都死去了，战争还是没有结束，“心里持续的战争”。

“他们没有认罪、没有道歉、没有赔偿，怎么结束！”今年6月，崇山村搬出来的老人们围在桌子旁议论。义乌一家袜业的闲置公寓成了这些70岁以上老人的安置点。

他们是细菌战“隔了一代”的人。他们出生在细菌战结束后的5年至20年间，没有亲历过战争，却都为细菌战调查出过力。

75岁的王基炳在民间自建的细菌战纪念馆义务值班十几年，每周一天，一直到村庄搬迁，和他搭班的都是年龄相仿的老人；72岁的王正兔拿着村民自己设计、打印出来的调查表，自带干粮，骑着自行车在附近村庄挨家敲门，核实和确认那些细菌战受害者的名单；王建政是这群人里的年轻人，60岁，负责细菌战遗嘱协会的事务。

如今，这些老人也不得不承认，关心这些事情的年轻人越来越少。“我相信他们到一定年龄，就会理解（我们做的事）。”王建政说。

“日本人不赔偿不道歉，是日本自己在国际上丢人。”王选说，“我们揭露是为了记忆，但记忆并不是为了恨”。

《纽约时报》的报道里曾形容王选，回崇山村调查时，她是“置身乡村的城市姑娘，穿黑色皮衣和丝绸衬衫”。她在中文普通话、方言、日语、英语间自由切换，有一种精英味道。

王选并不认同。她曾告诉南香红，村里的人没受过什么教育，只有她在日本留学。“社会培养了精英，精英就应该反哺社会。我们对死去的同胞有责任。”

细菌战诉讼之后，王选开始了研究细菌战的学术道路。她搜索了美国留存的档案和史料，汇集成6本细菌战资料集。她带着志愿者做烂脚病调查、中国山东渭河两岸战争口述历史调查。

“记忆只有在被记录下来，被当事人以外的更多人共有的情况下，才能成为‘历史’。”聂莉莉认为。

从这个意义上讲，崇山村人找回了自己村庄蒙难的历史。

义乌民间将每年的11月18日设定为义乌细菌战受害者纪念日。2015年，义乌市委、市政府决定在崇山村和林山寺周边区块建立国内首座以纪念侵华日军细菌战遇难同胞为主题的和平公园，并于2019年建成。

2024年6月，日本学者松野诚也向侵华日军细菌战史实（义乌）陈列馆捐赠了相关的史料。在崇山村，他“心里很难受”。他觉得对于日本人来说，这段历史应该是“国耻”。

而如今，崇山村也要成为历史了。

作为细菌战遗属协会副会长，王建政在“为崇山村的历史留下些什么”而奔走。义乌市两会期间，人大代表吴国庆提交了《关于保护开发崇山村细菌战遗址的建议》，市文物局、党史研究室、稠江街道办事处都给了答复，市档案馆牵头正在调查中，计划加大“崇山村细菌战遗址等资源的调查力度”。

6月底，人去楼空的崇山村里，田里的野草已经疯长了起来。挖掘机进场，一挖一推，那些藏着居民回忆的老房子一栋栋消失了。过不了多久，盛开着大片荷花的碑塘下也会被填平，不再有崇山村，仿佛也不再有伤痕。

只有装着那段历史的曲江祠堂完好地藏在一片待拆的民房中，一排矮树和没了叶子的藤条隔绝着墙外的尘土和村民搬家后散落的垃圾。

这个建于15世纪的祠堂依然整洁、安静和威严。房梁和屋檐都有镂刻木雕，院子中铺着精致的石板，潮湿的空气中弥漫着旧木和尘土的混合气息。它像一块被时间遗忘的琥珀，结实地守护着它的记忆。

在几乎每天的清晨或者傍晚，89岁的王基旭都要从安置公寓骑几里路过去看一眼，确认它没有什么水、电、火的危险。“这是历史的证据，我们为了和平（做了这些），希望后来人知道战争的危害。”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马宇平

来源：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