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北京日报客户端
抗战老兵张军。 北京日报记者 安旭东摄海淀太平路48号院,92岁的张军深居简出。受风湿免疫性疾病困扰,她已没法站立和走路,说话也不太利索了。虽然很多事情老人已经忘记,但她还时常念叨着:“我是个军人,我得去救人……”
“虽然我妈年纪大了,但是她的军人情结一直在。”张军的大女儿邢岩对记者说,“她原来也不叫张军,是后来自己改的。”
拉开家中的抽屉,里面珍藏着一本泛黄的花名册,上面记录着一个个名字,他们都是张军的同学。张军,那时候还叫“张蓉”。
往事,便如同这本花名册,就此打开。
1940年,为了提高抗日救国青年的文化水平,晋西北第一中学成立,这是一所培养革命干部的学校。张蓉的父亲当时是晋西北行政公署干部,张蓉作为家里的大女儿,七八岁就被送到学校,编入预备班学习。学校里,她年龄小,周围的哥哥姐姐都叫她“小毛头”。
上学没多久,日军就对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开始了大规模“扫荡”。“日本鬼子的轰炸机总来轰炸,紧急号一响,校长、指导员就赶紧带着孩子们跑,躲进山洞里。”那时候,学校按照年龄大小分成一个个小组,大孩子照顾小孩子。“小毛头”年纪小、身材瘦小,一有紧急情况,一位大哥哥总是第一时间跑来,拉着她藏到隐蔽的地方。
每次行军转移,后面同学的手要搭在前面同学的背包上,不能松开。一次,“小毛头”太累了,走着走着就睡着了,手一松,结果一脚踏空滚到了山沟里,几个战士赶紧摸黑下山寻找,还好她只是下巴脱了臼。“没摔成‘遗体’,就一定得救上来!”战友笑着安慰她。
行军需要坐船过黄河,“小毛头”被船夫招呼到牛肚子底下,给其他战友腾出更多空间。后来,老师发现她总是迷糊,便把她放进马驮的筐里,待她睡醒后再跟着部队走。“我是在马背上长大的。”现在,每看到电视剧有人骑马,张军会指着电视画面和女儿说。
战火纷飞的年代,战友们好几次把“小毛头”从“鬼门关”拉了回来。刚参军不久,她患上了严重的细菌性心内膜炎,高烧昏迷,徘徊在死亡边缘。战友看在眼里、急在心上,没有办法,只能向军区领导报告:“有一个女兵病得很重。”军区领导听闻,立即协调到当时十分紧缺的盘尼西林,把“小毛头”抢救了过来。
随着抗战的深入,战地医院急需人手,张蓉被派去做卫生员,帮着做些力所能及的事儿。因为被战友救过很多次,她想把这份“恩情”传递下去,部队前线在哪儿,她就跟到哪儿。当时,医疗条件简陋,战场上受伤的八路军战士都是村民自己出担架,经过一村又一村接力才抬到后方医院的。张蓉为伤员送水、换纱布,护送重伤员做手术。战斗激烈的时候,她一整天也不能休息。
一次,一名小战士被送来救治,鲜血染红了衣衫,都已经干透了。张蓉赶忙上前询问:“你伤哪儿了?”战士只回答“我想喝水……”可当张蓉把水取来,小战士已经永远地闭上了双眼。
抗战胜利后,张蓉又参与了解放战争,继续做卫生员,后又前往军医大学进行系统学习,在北京铁路总医院工作至离休。新中国成立后,张蓉把自己的名字改成“张军”,纪念自己的军旅生涯。这个名字也深刻影响了她的后半生。“我妈妈一直保持着军人的作风。有一次她在家摔倒了,家里当时没有其他人,她便坚持自己爬到门前开门等人救援,还拨通了家人的电话。”邢岩说。
岁月如梭,花名册上的名字一个个逝去,在世的同学和战友越来越少。“过一段时间,你来看我吗?”“好……你能来我太高兴了!”80多年过去,张军和今年102岁的董炳琨还保持着联络。当年的战地医院里,他们一个是医生,一个是卫生员,是救死扶伤的“黄金搭档”。
如今,他们需要在子女的帮助下才能完成通话,经常是简单聊聊彼此的近况,很少提及抗战往事。“但我知道,他们从来没有忘记那段历史,只是他们更希望珍惜现在的和平生活。”邢岩解释。
来源:北京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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