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备受学界关注，经过40余年的发展，“文体学已渐成显学”，洵为强劲的学术增长点与学科建设的新方向。其中，作为中国古代文体学的成熟期，魏晋南北朝的文体学研究尤为引人瞩目，并在诸多层面建树颇丰，然而，有关魏晋南北朝文体学史的体系性研究仍十分薄弱。2024年10月，胡大雷新著《魏晋南北朝文体学史》由北京大学出版社付梓，既是应时而出的力作，更是其在文体学研究领域苦心孤诣、上下求索的新创获。

该书皇皇40余万字，以魏晋南北朝文体学的历时性发展线索为经，以文体学与玄学、佛教、道教等思想文化的互动为纬，在经纬交织中勾勒出魏晋南北朝文体学的发展全景。主体部分共计十章，从纵横两个面向、三重维度展开深入探讨。第一章至第三章为第一重维度，纵向考察魏晋时期文体学的发展脉络；第四章至第六章为第二重维度，对南北朝时期文体学的发展情况进行历时性探究；第七章至第十章为第三重维度，横向讨论魏晋南北朝文体学与思想史、宗教史的互动关系，以及小说文体、“文体之辨”等重要学术命题。整体来看，该书思理精密、体例谨严：分而观之，每章均针对具体问题而发，故有的放矢、精义纷呈；合而观之，各章之间又合乎逻辑、自成体系。这种主题突出、纵横兼顾的研究思路，既突出了魏晋南北朝文体学发展脉络的历史纵深感，又横向展现了文体学与思想史、宗教史的交互，为魏晋南北朝文体学史研究树立了新典范。具体而言，该书在史料钩沉的深度、理论建构的高度、跨学科研究的广度三个维度具有显著特点与价值。

该书根植于文体生成的原始语境，通过爬梳洗剔依附于非文体形态史料中的文体论，从而深度钩沉与还原了魏晋南北朝文体学真实的发展图景。

魏晋南北朝时期文体学与文学批评关系密切，尤其是魏晋时期，专门化的文体学著述并不多见，文体学本是应文学批评的需求而发生并发展的。基于对魏晋南北朝文体学整体特点的敏锐把握与精准判断，该书注重抉发那些潜隐的文体学理论，通过考索人物批评、文学创作、总集编纂、目录学、家训、史书等非文体形态的史料，发掘与抽绎出“文体的理论”，进而使潜藏者变显著，使隐约者变明晰，深度还原了魏晋南北朝文体学史的演进轨迹和完整面貌。

从原始语境切入是该书钩沉与提炼文体学理论的重要视角。汉末以来，人物品鉴之风大炽，受此影响，曹魏时期的人物批评十分盛行，而这一时期的文体辨析与政治人才之辨、作家才性之辨等紧密交织，第一章《人物批评与文体学》便立足于这一特殊情境，从分散复杂的人物批评史料中抽离出文体学的理论。如曹丕的《典论·论文》原本是作家批评，作者则指出，“此中又可看出他以何种文体为重，以及他是如何把文体与文章价值结合起来”，由此抽丝剥茧地提炼出曹丕的文体价值论：曹丕论文以“笔”之“奏议”“书论”居前，以“文”之“铭诔”“诗赋”居后，具有先“笔”后“文”的文体观念。此论洞微烛隐，发前人所未发，深化了曹丕的文体学研究。除了曹丕的《典论·论文》之外，对阮瑀、应玚的《文质论》，刘劭的《人物志》，桓范的《世要论》等人物批评均擘肌分理，最终抽象出“文体批评成为时代风气”这一文体学规律，曹魏时期用文体学的理论进行人物批评的独特面貌亦得以客观呈现。

在钩沉与考索文体学史料的基础上，作者有意识地提出问题、总结规律，创造性地提出与运用了“文体谱系”这一理论，确立了这一时期文体学研究的基本范式。曹道衡曾称，作者“具有很高的理论素养……目光犀利，善于提出问题，切中肯綮”，这是其成就理论高度的关键。

该书对“文体谱系”的诠释新意频出、引人入胜。如第四章第二节对江淹《杂体诗三十首》与诗歌风格谱系的剖析。江淹的《杂体诗三十首》因笔法精妙、形神兼具而享有盛誉，严羽《沧浪诗话》评曰：“拟古惟江文通最长，拟渊明似渊明，拟康乐似康乐，拟左思似左思，拟郭璞似郭璞。”《杂体诗三十首·陶征君田居》一首更因模拟逼真而被后人归入陶渊明名下。学界对这组诗亦多有讨论，作者则从风格模拟与文体风格谱系的建立这一新角度切入，认为江淹《杂体诗三十首》是以人为纲的风格模拟之作，不仅具有创作学、风格学上的意义，而且具有深刻的文体学意义：“诗歌题材成为诗歌风格的载体，江淹《杂体诗三十首》以三十种诗歌题材的排列，构成了汉魏以来五言诗的风格谱系。”这一观点见解独到、思深意远，揭露出这组诗长期被忽视与被遮蔽的文体学价值。吴承学曾提出：“文体学研究的史识表现在‘小结裹’基础上有‘大判断’，能够在更大的历史视野中勾勒文体学历史背景与发展线索。”“文体谱系”即该书作出的“大判断”，这一判断抓住了魏晋南北朝文体学发展的关键，显示出作者深厚的学殖与卓越的识见。

该书视野宏通，并不局限于探究文体学的内部规律，而是自觉地将文体学置于广阔的思想史、宗教史背景中进行考察，包括对玄学与文体学、佛教文体、道教文体等给予特殊关注，这是其重要特色与价值。

其中，作者高度重视对佛教文体的稽考。近年来，佛教文体研究，尤其是敦煌佛教文体研究已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然而尚未进入到中国古代文体学史的整体书写之中，该书首次将佛教文体纳入到魏晋南北朝文体学史的研究版图。第九章《佛教、道教文体论》第一节《僧祐与佛教文体论》以专题的形式详细阐释了僧祐的佛教文体论，如卷一为“缘记撰”，作者认为此卷“具有规定佛教文体‘类’的意义”，即论藏、律藏、经藏不单指论、律、经这三种文体，同时也是论、律、经三种文体著述的总和。此外，作者还关注与佛教文体相关的翻译制度、地域文化差异、佛教史等问题，如第二节《佛教翻译文体论》即从更为宏阔的视角，梳理了先秦翻译官建制、夷夏之间与南北之间的翻译差异、佛教翻译的历程及佛经翻译中涉及的文体问题，并归纳了佛经翻译对文体学的影响。总之，该书对佛教文体的关注，在深化佛教文体研究的同时，亦有力地拓展了文体学史的研究疆域。概言之，作者闳览博物，以跨文化、跨学科视野宏观审视玄学与文体学、佛教文体及道教文体，既揭示了文体演变与思想转型的内在关联，更突破了传统学科畛域，为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开辟了新的学术生长空间。

综上所述，该书不仅纵向厘清了魏晋南北朝文体学的演进脉络，还横向打通了文体学与思想史、宗教史的深层关联，以其历史还原的深度、理论建构的高度、跨学科视野的广度，为魏晋南北朝文体学史研究树立了新的标杆。章学诚在《文史通义·答客问》中说：“由汉氏以来，学者以其所得，托之撰述以自表见者，盖不少矣。高明者多独断之学，沉潜者尚考索之功。天下之学术不能不具此二途。”章氏将文史著述分为两种类型，即以理论分析为胜场的独断之学，及以文献爬梳为优势的考索之功。依此而论，《魏晋南北朝文体学史》不啻为一部既见考索之功又见独断之学的佳作，其治学路径及学术价值必将引领文体学研究迈向更高境界。

（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