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天津日报

　　在北京见到了这位穿着苗族服装的女性，她笑着用并不标准的普通话讲述自己的故事——生在黔东南一个贫困的苗寨，“阿包”是她的苗族名字。虽然不怎么识字，但她出了一本书《阿包》，这是她对着手机说话，转成文字，再逐一照抄下来写成的。她想告诉女儿和外孙女，也告诉大家，自己的大半生到底经历了什么。

　　前半生历经坎坷

　　写出自己的故事

　　我出生在1968年，名字叫阿包。“包”在苗语里的意思是“路边不起眼却带刺的灌木”。我的前半生，似乎也一直在与坚硬的命运磕碰。童年时母亲去世，生活的担子沉甸甸地压上我的肩头。路过村小学，那琅琅读书声像钩子一样勾住了我。我想：不能这样下去！于是，天不亮我就钻进山坳采茶，手指被露水和茶叶染得发绿，背到镇上换回几张带着汗味儿的毛票，终于有了短暂坐在教室里的机会。识得的字，像在心底埋下了一粒粒等待发芽的种子。十几岁时，我出来给人家做保姆，懵懵懂懂嫁人生孩子，打零工养家，遭遇婚姻危机，丈夫去世……几乎一步一个坎儿。

　　2018年冬天，潘哥（潘年英），一位作家，也是曾在我最困难时给予我一份保姆工作的人，他腰椎病复发，又找我去照顾他的起居。他了解我的经历，对我说：“阿包，这些感受，你得写下来，你的故事，你的话，值钱！不是钱的钱，是心里的那个分量！”

　　他的这番话，像闪电劈开了我混沌的意识。写下来？我一个没念过几年书的老妇人能行吗？巨大的不自信淹没了我，但在我心底，那些被童年读书声温暖过的种子，似乎也被这闪电惊醒，顽强地探出了头。我有了一种倾诉欲：关于离家的漂泊，关于对儿女的思念，关于生活的重量，关于那些努力活着的面孔……太多太多的东西堵在我胸口。

　　写作，谈何容易。字认得太少，普通话还带着浓重的乡音。女儿小菊教我用手机语音输入，可60秒的时长限制像“催命符”，常常话没说完就断掉，而且满屏都是错别字。我拿着铅笔，照着手机屏幕上的字，一笔一画，像小学生一样在本子上“画”字。

　　女儿小菊先是惊讶，然后红了眼眶，第二天就塞给我一部屏幕更大、更清晰的手机，还下载了好几个据说更“聪明”的语音软件。她又翻出一本《新华字典》，郑重地放在我手边。我学着查字典，遇到语音转写不出来的字，就按拼音去翻找。来自女儿的支持，是我最温暖也最坚实的依靠。写得慢，写得丑，写得歪歪扭扭，写得手指发酸，但每写出一个正确的字，我心里就踏实一分。

　　她讲故事的天分

　　在她的骨头缝里

　　每天给潘哥熬好药，世界才真正属于我。手机屏幕幽幽的光映照着我的脸。对着它说话，常常卡壳儿。一个词在喉咙里打转，但就是找不到准确的读音。有时心里翻江倒海，涌到嘴边却只剩干巴巴的几句。挫败感像潮水一样袭来。潘哥听见我叹气，摸索着起身，默默倒一杯热水，放在我旁边，只说一句：“莫急，慢慢讲，讲出来就好。”

　　最难的是回忆那些离别与痛楚，对着手机讲起老伴儿老赵最后的日子，回忆他瘦削的脸，回忆他断断续续的话语，回忆他眼中那深深的歉疚和不舍……我的喉咙像被一只无形的手扼住，只能哽咽，手机屏幕上的绿条无声地走着，记录下这破碎的、不成句的悲伤。等情绪稍稍平复，我深吸一口气，擦掉眼泪，重新按下录音键。不是为了展示伤口，而是为了把那份沉重的情感、那份在绝境中依然相互扶持的暖意释放出来。潘哥说得对：“写出来，痛才能散，心才能透亮。”

　　当厚厚的手稿终于送到出版社，编辑最初的反馈却是“太像流水账了”。潘哥一听就急了，据理力争：“改成文绉绉的调调儿，那还是阿包吗？她那股子从泥地里带出来的劲儿，那股子真，就在这流水账里！”

　　后来，主编读完稿子找到我，紧紧地握住我的手：“一个字都不用改！阿包，你讲故事的天分，不在辞藻，在你的骨头缝里，在你的血脉里，这才是最打动人心的力量！”当我拿到正式出版的书，摩挲着封面上“阿包”两个字，我明白，这是我从命运的石头缝里硬生生抠出来的光。

　　这本书就像一块投入平静水面的石子，荡开了涟漪。有记者来采访，有读者给我写信，几位素不相识的姐妹，也通过各种方式找到我。她们握着我的手，手心是同样粗糙的质感，眼里是相似的沧桑。其中一个人声音颤抖着说：“阿包姐，看了你的书，我才觉着，咱这心里憋了几十年的东西，不是见不得人，是能说出来的！说出来，心里就松快了一大截儿！”她的眼神里充满倾诉的渴望。我想，我的自救之路，如果能成为照亮别人的微光，那就值得了！

　　教社区姐妹识字

　　找到了人生意义

　　我的第二本书，写的是我在医院做护工的日子。对着手机讲述，已经熟练多了。那些经历里，有辛劳，有委屈，但更多的是在病床前看到的坚韧与温情。当我写到一位弥留之际的老人，用力攥着我的手，含糊地喊了一声“闺女”时，泪水打湿了手机屏幕。但这次，我的泪水中不再只有悲伤，更涌动着一种被信任、被需要的暖流。我渐渐明白，护工的手，擦拭的不单是身体的污垢，有时也是在为那些被病痛折磨的灵魂拂去一点点孤独和恐惧，擦亮一点点生命的尊严。这份领悟，反过来温暖和照亮了我自己内心的角落。写作，成了自我疗愈的过程，也成了理解他人、传递温暖的通道。

　　女儿要生二胎，我去照料，带着外孙女在公园玩时，常跟她念叨：“你妈妈小时候啊……”小姑娘仰起天真的小脸，好奇地问：“外婆，您那本‘苦书’，等我长大了能给我看吗？”我心头一热，紧紧搂住她柔软的小身子，用力地点头：“能！外婆写书，就是想告诉你，也告诉所有人，只要心里那点光不灭，肯使劲儿，总能活出自己的青枝绿叶。”

　　我不再仅仅满足于书写自己。社区里，有些和我年纪相仿的老姐妹，一辈子围着灶台、田地、儿女打转，扁担能挑千斤重，自己的名字却写不出来。看到她们在需要签名时的窘迫，我仿佛看到了当年捏着铅笔发抖的自己。一个念头冒出来：“我能写，我也能教！”我把家里的客厅收拾出来，买了最便宜的本子和铅笔，一个小小的、没有名分的“姐妹识字班”开课了。

　　第一课，教大家写“人”字，我指着黑板（其实是一块旧木板）：“看，这一撇，一捺，像不像一个人，稳稳当当地站在地上？咱们女人也得这样，站直了。”教大家写“家”字，我说：“有瓦遮头，有豕（猪）可养，是家；心里头踏实，有人惦记着冷暖，更是家！”

　　看着她们布满老茧、关节变形的手，紧紧握着铅笔，在纸上用力地写字，那份认真和专注让我眼眶发热。她们脸上绽放的笑容羞涩又自豪，让我觉得珍贵。这不仅仅是识字，这是帮她们找回被岁月磨蚀的尊严，帮她们推开一扇能看见更广阔世界的窗。每次上课，看着她们眼里的光一点点亮起来，我仿佛也汲取了新的力量，在帮助他人的过程中，找到了人生的意义。

　　姐妹识字班的课桌上，一位白发苍苍的姐姐，在练习本上写下她的名字。她抬起头，眼里闪烁着孩子般纯净的光亮，望向站在一旁的我。那一刻，我仿佛看到当年那个因为写不好“春”字而瑟瑟发抖的自己。我拿起笔，在她名字的旁边，工工整整写下一个“春”字，“日”字稳稳地托着上面的三横一撇一捺，饱满而有力，像一轮初升的太阳，坚定地顶起了整个天空。它不再散架，不再颤抖，它是我从黑暗里亲手打磨出的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