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又是7月7日，也是敬爱的王家范老师离开我们五周年的日子。四年前的今天，笔者写过一篇《刺汪烈士陈三才事迹新探》的文章，通过钩沉王老师家乡陈墓先贤事迹的方式以志怀念。四年过去了，我还是没有去寻找“三才堂”的匾额，但幸好前不久偶然翻阅档案时，发现台北“国史馆”所藏戴笠密电中，保留了当年陈三才与军统联系刺杀汪精卫的直接证据。因此在今天这样一个特殊的日子，略将这批密电作一梳理考释，或许在天堂的王老师仍有兴趣看看。

抗日战争期间陈三才刺汪失败的事迹，现在已颇为人所知了。但刺杀行动最直接的证据，笔者在四年前写作时其实也没有找到。当时依据的比较可靠的史料是1946年军统给陈三才写的《陈三才烈士殉职事略》，以及战后报纸上的各种报道（公私的纪念活动以及官方审判出卖陈氏的白俄等），还有便是军统上海站负责人陈恭澍晚年较为详细的回忆。后来笔者还在1962年台北出版的《国防部情报局史要汇编》（其前身即军统）中，找到其所附“本局忠烈同志事迹表”内也有关于陈三才忠烈事迹的明确记载：“谋诛锄汪逆精卫，为运用之白俄所泄，不幸被逮，缧绁三月，备受荼毒，并诱以要职，冀夺其节，烈士不为威逼利诱所动，遂就义于雨花台。”（《国防部情报局史要汇编》（下），“国防部情报局”，1962年，第15页）但这些证据存在一个通病，即均为事后的追溯，并非现场的实录。不过陈恭澍的回忆中倒是提到过：“陈三才先生也是戴雨农（即戴笠）先生交由‘上海区’联络的义务工作人员。尚不只一通电文而已，因其间颇多周折，故戴先生曾多次来电有所指示。……（1940年）七、八月间，戴先生数电‘上海区’嘱为尽一切可能营救陈三才先生，岂奈无能为力何！”（陈恭澍：《河内汪案始末》，传记文学出版社，1983年，第339-340页）所幸的是，笔者近来发现在台北“国史馆”所藏戴笠史料中，有好几通戴氏发出的密电，正是对陈三才刺杀行动的直接指示，故史料价值极大，可以解决诸多历史疑团，还原当时的来龙去脉。

首先，这些密电可以帮助我们确定陈三才和戴笠之间的介绍人到底是谁？四年前的文章中，笔者指出军统方面对于介绍人至少有两种不同的说法，第一种是陈恭澍的回忆称：“三才先生是怎样与雨农（即戴笠）先生相结识的，我不十分清楚，是否透过某将军的妻媵一位姓田的女士或姓陈的女士所介绍，实在不敢说一定。”（陈恭澍：《河内汪案始末》，第339页。）第二种说法更早些，是《陈三才烈士殉职事略》中称：“廿八年（1939年），（陈三才）得朱世明先生夫人谢韵秋介绍，入本局沪区担任制裁汪逆精卫之工作，不辞艰险，购求线索，事为运用之白俄所泄，不幸被逮，缧绁三月，备受荼毒”，最后“从容就义，时为二十九年十月二日（1940年10月2日）”。笔者当时指出第二种说法更接近历史现场，同时还体现了军统方面在抗战胜利后给陈氏正名的官方表态。不过《事略》所提介绍人的名字有误，朱世明之妻实为“谢文秋”（上海滩名媛）而非“谢韵秋”。此外，进一步通过与谢氏抗战期间在上海的活动相比对，更可推断《事略》的说法较为可信，但终究也不敢绝对确定。

而在新发现的戴笠最早的一通关于陈三才的电报中便直接交代了介绍人的身份，这是1939年6月9日（佳日）戴笠（代号“灵”）由重庆发给军统上海行动队总队长赵理君（代号“秋云”）的密电，全文如下：

限一小时到上海。密。秋云兄勋鉴：本月二日交由女电务员带奉兄一书，内系朱公亮夫人谢文秋女士介绍吾人派遣可靠人员，与静安寺路、慕尔鸣路口北极电气冰箱公司陈三才先生密商机要事情也。因陈先生认识一参加敌方特务之白俄，据该白俄称，近颇不满敌方之特务，情愿脱离其组织，而将敌方在重庆担任敌方情报之机关及负责人秘密报告吾人，渠自身决逃他埠等情。兹因敌机每来轰炸重庆之结果，敌方广播次日即宣传无遗，吾人甚苦此间谍无法破坏。今陈三才先生既有此路线，请兄即派妥员持原介绍信密访陈先生，洽商一切。陈先生对国事甚热情，请勿顾虑。该白俄如能将重庆敌方间谍机关及其负责人报告吾人，因而破坏者，吾人决与重赏。目前如由陈先生担保，吾人亦可先予以若干之资助也。惟该白俄吾人可暂勿与发生关系。如何？盼即复。弟灵叩。佳，酉，渝。

“秋云”，档案归档时所标的相关人员信息为“凌秋云”，据陈恭澍回忆这是1938年冬时任军统上海行动队总队长赵理君的化名，其间还代理军统上海区长一职。陈氏回忆称：“赵理君先生，军校六期，四川人，他代理区长的时间，非常短暂，戴先生（即戴笠）又改派王天木先生为区长，赵先生则以‘副区长’身份仍兼任行动总队长。”（陈恭澍：《上海抗日敌后行动》，传记文学出版社，1984年，第15页）因此这是戴笠给军统上海负责人的密电，其在开头便提到此前6月2日已经给赵氏发过一信，信中内容为“朱公亮（即朱世明）夫人谢文秋女士”介绍军统人员到陈三才开办的公司——静安寺路、慕尔鸣路口（今南京西路、茂名北路路口）北极电气冰箱公司，接洽密商。而陈氏来与军统联络的原因是他认识一位参加汪伪特务工作的白俄人员愿意反正，可以提供伪政府在重庆的情报人员信息。这对于当时“甚苦此间谍无法破坏”的重庆方面来说，无疑是打入汪伪内部一个极具诱惑力的情报线索。因此戴笠指示上海方面，“持原介绍信密访”陈三才，且对谢文秋介绍而来的陈氏颇为信任，请赵理君等勿作顾虑。同时还指出对于白俄可以重赏，对于陈氏可予资助。惟提醒仍须保持单线联系，暂勿与白俄直接发生关系，保持着一份警惕之心。可见一开始陈三才通过谢文秋与军统联系，并非是已有明确刺杀汪精卫的打算，只是介绍一位可以策反的敌方重要特务人员而已。

但是事情在三个月不到的时间里发生了重大变化，由于史料的断裂我们无从知晓史事的完整轨迹，只是在档案中又发现了一通戴笠（代号“侬”）从重庆发往上海的密电，时间已是9月6日（鱼日），密电称：

限一小时必到上海。密。浩然兄即转朱太太惠鉴：东电奉悉，在事未成功以前，此时即办理护照，势必徒泄漏机密，碍难遵办。且查汪某近日在沪，异常活跃。前报事已进行五分之四，汪已病重一节，尽非事实。若辈俄人原不易运用，此中情形务请密切注意。如事属实在，且有成功把握，则事成时，吾方决履行诺言，并属其至宁波进口，我方当予以安全之保障。如事有可疑，而无切实把握者，则请嫂迅行离沪，并请陈先生预行防范，免中奸徒之计，如何？盼即复。弟侬叩。鱼，巳，渝。

这封密电是发给代号“浩然”的军统人员，如果顺着前一通密电的程序，应该也是上海方面的负责人之一。同样据陈恭澍回忆，赵理君代理时间不长，此后军统“上海区长”为王天开，因此不知是否为其化名，陈氏书中也没有提到“浩然”这一代号。只是其回忆称当时军统是“指定‘上海区’所属的‘新一组’负责”（陈恭澍：《河内汪案始末》，第339页），因此“浩然”以及下文其他化名人员，很可能是该组的具体负责人。而这封密电实则是戴笠通过“浩然”转给谢文秋（即朱太太），电报中首先提到9月1日（东日）收到谢氏的电报，应是试图帮助白俄办理护照逃亡。戴笠对于此事表示反对，认为有泄露机密的危险。至于谢氏此时迫切提出帮助白俄的原因，通过后文可知，应是白俄正在帮助刺杀汪精卫，而猜测其刺杀的方式应为慢性毒杀之类，即电报中所言“前报事已进行五分之四，汪已病重一节”。但戴笠通过情报网得知，“汪某近日在沪，异常活跃”，因此怀疑所谓病重“尽非事实”，并且进而开始怀疑白俄的可靠性。他在电报中称如果成功当然可以助其离开，但如果事有可疑，请谢文秋尽快撤离上海，同时提醒陈三才预加防范，以免中计。由此可知，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陈三才联络的白俄所承诺的作用显然已大大超过破坏敌方谍报网，而且是能够直接刺杀伪酋。只是白俄所称与事实不符，戴笠已发现“事有可疑”，故去信向谢、陈二人提出警告。

而谢文秋和陈三才并不愿意轻易放弃刺杀汪精卫的宝贵机会，10月1日，谢氏通过“浩然”向重庆方面去电报告，据重庆下属向戴笠报告的档案摘要转述可知：“据朱函电称，陈君（即陈三才）转来两电均奉悉，某事恐有诈，然对方否认失败，现正商议善后办法。秋（即谢文秋）等自当格外小心，近日身体不适，返渝事目前难实施。”显然这份电报正是针对9月6日戴笠的警告而来，首先谢氏称陈三才另转来两份电报，也开始疑心可能有诈，但白俄方面否认已经失败，因此谢、陈与白俄仍在商议善后办法。同时谢氏对于戴笠的好心劝离也表示接受，只因身体不适不能立即离沪返渝。可惜的是，在目前其他的戴笠档案中，并未发现此处提到的谢、陈三通原电。而且据前提下属所拟的拟办意见中还可知道，很可能陈氏的两份电报重庆方面尚未收到。目前只能看到戴笠（化名“泽霖”）第二天（10月2日）的回复：

即复浩然，转陈先生与朱太太：白俄殊不可靠，此事谅系骗局，公家损失甚小，请勿介意。务请陈先生小心应付为幸。泽霖，十.二.

其回电的意思应是体会到谢、陈不愿轻易放弃的心理，故以“公家损失甚小，请勿介意”为由，重复提醒其中有诈，尤其叮嘱陈三才小心应付。

此后很可能是上海与重庆方面的电报联络出现障碍，同时谢文秋、陈三才又急于证明其坚持的正确性，因此谢氏不惜冒险立即派陈氏携带白俄提供的报告亲赴香港，通过香港站向重庆总部报告。10月8日，军统香港站人员“张冠夫”向重庆发去电报，但由于当时戴笠人在贵州修文县（此地有军统秘密看守所，张学良一度关押于该县阳明洞），因此电报又于11日辗转发到修文的戴氏手中。目前可以通过档案概括的大意可知，香港方面报告：“阳（7日）戌电谅达，据新衡兄告知，朱太太派陈君带交汪某病状报告表，全属子虚，惟对陈来往旅费应如何之处，乞示。”可以清楚地看出，香港方面的“张冠夫”报告称“张新衡”已经断定，陈三才带去的所谓汪精卫病状报告表并不可信，而只是请示如何给予陈氏来往沪港的旅费而已。戴笠在12日的答复中很爽气：“陈君如未回沪，可送其往返旅费，数目由弟酌定可也”，并没有其他过多的指示。

但是估计是实在放心不过，又或是有其他的情报来源，到了两周之后的10月26日（宥日），戴笠（代号“重光”）同时从贵州向上海发出两份电报，此时上海的接头人代号已变为“燕骥”（可能是与上海重新建立联系）。首先是一通发给“燕骥”的密电：

限一小时必到上海。密。燕骥兄亲译。朱太太所介绍之陈君，所运用之白俄完全骗局，该无稽消息，中央碍难发表。惟陈君系一富有爱国热情之商人，在此种情形之下，吾人应力为解脱也。故弟意如能由吾方运用公共捕房关系，以藉端索诈罪予以逮捕最佳，否则请设法一律予以制裁。此事请即与陈君密商，并电复。弟在此有数日留，知注并奉闻。弟重光叩。宥，未，黔。

这份电报戴笠指示须“燕骥”亲自翻译，可见机密级别大大提高。戴笠此时已明确断定陈三才利用的白俄完全是一场骗局，而且可能白俄方面要求重庆国民政府予以公开承认其成绩，他也表示难以公开宣告。而出于对陈三才的保护，戴笠又指示可以通过上海租界的巡捕房关系，以可公开的诈骗罪将白俄逮捕归案。这是军统上海站外勤部门的职能之一，有陈恭澍回忆可为佐证，其称：“公共租界和法租界捕房的内线关系，亦由该组（情报第一组）发展联络。其中，除中国籍的警官外，还有两位英国人和两位法国人，都是任一级主管的警官，有胆识、肯担当，在维护我们工作安全方面，发生过很大的作用。”（陈恭澍：《上海抗日敌后行动》，第42页）而如果实在情势恶劣失控，则可采取极端的制裁方式将其消灭，并叮嘱“燕骥”与陈氏密商后回复。与此同时，又发出另一通密电，通过“燕骥”转达谢文秋：

限一小时必到上海。密。燕骥兄即转朱太太文秋嫂惠鉴：弟由渝来湘，已近两旬，篠、梗两电均已奉悉。此次之事完全骗局，俄人欲在渝报章发表，无非图索诈奖金也。此事万难发表，弟意可请陈君速行离沪，或勿与见面。一面密报捕房，捕房以索诈罪予以逮捕，如不可能，弟已另电沪上同志，另行设法应付矣。嫂应早日离沪，不可再留。如何？盼立即电复。弟重光叩。宥，未，黔。

所谓“发表”可以与前一电参看，大概仍是白俄报告刺汪有所成就之类，此电中更具体指出，乃是希望国民政府在重庆报纸上公开发表承认。故戴笠在上一通电文中已称为“无稽消息”“骗局”，此处更进一步推测白俄的目的只是在于诈骗悬赏奖金。而对于陈三才，鉴于是谢文秋介绍而来，因此戴氏希望谢氏可以劝告“陈君速行离沪”，或者索性与陈氏断绝联系此外对于陈氏的保护办法，则一如前电所言，用正规的通过巡捕房报案，或者军统上海站直接采取行动。但就从主张谢氏切断与陈氏的单线联系着眼，已有“丢卒保车”的意味。在密电最后，只是反复叮嘱谢文秋“早日离沪，不可再留”。

紧接着的具体进展到底如何，尤其是陈三才联络的这一场刺杀行动如何因故失败，目前戴笠的档案中未能见到相关的记载。不过谢文秋的动向则仍可追踪，11月6日，戴笠在与谢文秋的丈夫——时任国民政府外交部情报司司长的朱世明的密电中，除了接洽托请友人帮助军统上海站秘密运送少许枪支外，也报告了其夫人的消息。电报中称“嫂夫人已于支日离沪回渝”，即在两天前的11月4日已经离开上海，由此可见10月26日二电的指令确已执行。到了11月11日，更可知谢文秋并没有直接回到重庆，而是在香港投入到帮助军统运送军火的行动之中。由于谢氏广泛的人脉网络，戴笠应是托其通过联络一艘名为“柯立芝”号外国轮船上的友人，密运“手枪拾支、子弹五百颗赴沪，代运至法租界”。

而在陈三才一方，从此前10月12日戴笠的复电中推知，需要军统方面补助其到香港的往返旅费，很可能当时他的经济状况已经并不理想。又根据1946年《旦报》上刊登的《陈烈士三才传》等资料可知，他是1940年7月9日为白俄兄弟陶次沙格尔和陶次波里斯出卖被捕，10月2日在南京英勇就义，可见并未离开上海，甚至没有放弃刺杀行动。从1939年10月底直至翌年7月陈氏被捕，由于军统已明确识破白俄诡计，因此陈氏的刺杀行动很可能陷入到孤军奋战的境地了，这应该也是其最后失败的关键原因。至于在此期间如何具体活动，以及具体如何为白俄出卖，则仍有待更进一步的史料佐证。

不过虽然后来军统切断了和陈三才的联系，但1939年10月26日并非是陈氏最后一次出现在军统的密电中。正如前引陈恭澍晚年的回忆：“（1940年）七、八月间，戴先生数电上海区，嘱为尽一切可能营救陈三才先生，岂奈无能为力何！”不过目前在戴笠档案中并未发现陈氏回忆提到的时间段中的相关电文，但是在1941年，也就是陈三才就义后第二年的3月15日，戴笠在发给陈恭澍的密电中，提醒勿要轻信另一场利用白俄的刺杀行动，当时的对象已转化为汪伪的另一要角李士群。戴氏在密电称：“用外国人而能制裁李逆士群，且索酬仅美金壹万圆，必无如此便宜之事也。此必系白俄之骗局，去年陈三才同志即因同等之情形而发生，此人或与去年陈同志案有关系，可嘱行二队路队长虚与周旋，相机查明，以便为陈同志复仇。如能取得该人之相片更佳。”由此可知，从情报上来看，军统无法确定是否是同一批白俄人员。而由于情节相似，加上不久前陈三才刺杀失败的教训，不免让戴笠怀疑其中可能有诈。而这份密电也明确显示，正如陈恭澍所言戴笠对于陈三才的抗日立场确是引为同道的。且鉴于陈三才已经遇害就义，故戴笠也在密电中指示军统上海站行动队第二队“相机查明，以便复仇”。只是从结局来看，出卖陈氏的白俄陶次兄弟在战争期间一直逍遥法外，要等到抗战胜利之后才被最终清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