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李翔李翔）

讲谈社中国史的第十卷，从鸦片战争后的19世纪中期，写到了1936年国民党和共产党决定联合抗日，名字叫《末代王朝与近代中国》。

第十卷是讲谈社中国史中文版的最后一卷。不过，看作者的中文版自序里说，这套书一共有12卷。第十一卷的名字叫《巨龙的胎动：毛泽东VS邓小平》，其中有一章专门写日本研究中国的学者如何看中日战争和南京大屠杀。从书名推断，第十一卷应该是写到1976年左右；第十二卷应该会写到21世纪前十年。不过，第十一卷和第十二卷都没能翻译成中文，可能越接近于现在，简中语境的禁忌就越多。

即使是第十卷，我怀疑应该也存在删节。整体读下来，是略平淡的一卷。如果要说留下的印象，有以下两点。

1. “南方边地吹来的新时代之风”

第一点是，作者菊池秀明把他描述的时代剪影称为是“从南方边地吹来的新时代之风”。

“中华文明每遇到动荡时期，总是通过吸收周边世界焕发的能量实现复兴与扩张，从而得以保住延续数千年的命脉。但是，承担这一使命的是从北方进入的各游牧民族，而外部对中国的文化刺激也大多是经由内陆的贸易通道（丝绸之路）所带来的。近代中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从南方开始复兴之路的时代。”

天平天国、辛亥革命、北伐运动，以及中国共产党的革命运动，都兴起自南方，然后向北方发展。系统内发生的变革，包括洋务运动和维新变法运动等，也基本都是由南方出身的人担任主力推动者。

这些运动都是“边缘世界上对中华再生的尝试。”

道理确实是这个道理。真正的变化往往从边缘发动。后来的改革开放和中国经济奇迹，诺贝尔奖得主科斯也成为是中国边缘的革命，是从农村而非城市发起的经济改革。

2. 专制的诱惑

第二个印象深刻的点是，近代中国历史中推翻了皇帝的人物，自己身上竟也普遍有着专制独裁的基因。

洪秀全被称为“天王只说天话”，听不进别人的意见。

袁世凯自登上政治舞台以来，就“表现出了能够在激烈的政治动乱看出哪一方将会胜利的天赋。”戊戌变法里站在荣禄和慈禧一方，义和团运动中作为地方大员反对义和团，辛亥革命中站在革命军一方逼迫清帝退位。

菊池秀明说：“袁世凯不是一个坚持某一理念或主义的政治家，而是一个冷静彻底地加以判断、进而大胆地采取行动的现实主义者。”

但即便是这样一个现实主义者，也没能分辨清楚中国已经不可能再有帝制，还堂而皇之地要恢复帝制，自己当皇帝。

袁世凯有独裁和威权的追求，反对袁世凯的孙中山其实也有。菊池秀明说：“孙文的革命理论在追求中央集权的独裁体制上和袁世凯大同小异。可以看出专制统治在中国的社会投下了多么沉重的阴影。”

1907年黄兴和孙中山在关于同盟会应该采用什么样的会旗上发生争论，黄兴一怒之下宣布要脱离同盟会。

宋教仁评价孙中山“做事近乎专横跋扈，有令人难堪处故也。”

宋教仁31岁遇刺身亡，核心原因是他想通过《临时约法》来限制总统权限。而且，《临时约法》强化议会权限，防止临时大总统独裁，其实不仅是针对当时的临时大总统袁世凯，也有抑制孙中山独断专行的意图。所以，孙中山自己也并不赞同《临时约法》中的大多数内容。

1913年8月，二次革命失败，孙中山流亡日本。他认为失败的原因是，宋教仁推行议会政治，让很多追求名利的人加入了国民党，导致国民党失去了革命精神。为此，他要求二次革命时中华革命党的党员宣誓：“牺牲一身的生命、自由、权利，遵从孙先生重振革命。”简单而言，绝对服从领袖。

黄兴首先反对，大怒之下和孙中山分道扬镳，去了美国。另一位实力派人物李烈钧认为绝对服从孙中山是耻辱，拒绝加入中华革命党。

“独裁的诱惑，不仅吞噬了袁世凯，也吞噬了革命派组织。”

甚至末代皇帝溥仪在失去皇帝位置之后，并不是如释重负，而是仍然抱有对皇帝这个位置的渴求。1932年2月，溥仪在旅顺会见关东军参谋板垣征四郎。溥仪大为不满，因为伪满洲国不叫大清国而叫满洲国，他不是皇帝而是执政。他认为：“不能当皇帝，活着有什么意义”。

孙中山之后的国民党领袖蒋介石也是如此。

蒋介石身上本来就有很浓的传统中国社会的基因在内。蒋介石极为推崇曾国藩。在做黄埔军校校长时给学生讲话，经常把军队比作大家庭，把自己比作家长。他和近20名部下结义为兄弟，包括李宗仁。李宗仁当时对蒋介石提出的这个要求感到困惑，蒋介石回应道：“你不必客气。我们革命和中国旧传统并不冲突。”

权力进一步集中之后，蒋介石变得更为专制。1936年12月3日，张学良去面见蒋介石，希望蒋介石能释放当时因为呼吁抗日被捕的沈钧儒、邹韬奋等抗日七君子。

蒋介石说：“我就是革命政府。我干的就是革命。违抗我就是反革命。”

12月7日，张学良面见蒋介石，含泪请求蒋介石停止内战，这就是后来大家说的“哭谏”。蒋介石呵斥张学良年幼无知，上了共产党的当，并敲着桌子说：“就算你掏出手枪把我毙了，我也不会改变剿共计划。”

结果是12月12日的兵谏，也就是“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发生之后两天，蒋介石的顾问端纳出现在蒋介石面前参与调解。蒋介石说：“张学良为了和我谈而把我关起来，太过分了。”端纳幽默地回答：“你不也是经常把人抓起来谈吗？”

虽然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但是张学良和杨虎城两位将军后来的命运也众所周知。张学良过着软禁的生活，杨虎城在1949年在重庆被杀害。触怒领袖的人，即便是为了一个正确的理由，也必须被清算。

说到这里，回看这段历史，让人感动的是观念水位的提升带来的社会进步。即使如此多的强人想做皇帝，即使如此多的文人抱怨大众的愚昧，但从武昌起义的枪声响起之后，大众和社会观念已经不允许有人真的建立起皇权式的独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