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寸真微集万象 寿越千年存古今——中国图书馆文献缩微事业四十年”展览，近日在国家图书馆开幕。展览通过文献实物、技术设备、历史档案、影像资料和沉浸式互动体验等形式，揭晓了一个“人类文明火种库”的诞生过程。

自汉代以降，纸张逐渐成为人们记录与传播文明的主要载体，在带给使用者极大便利的同时，也随之产生了一道难题：如何让珍贵的文化遗产超越其纸质载体的寿命极限，长久地传承下去？

答案之一，是缩微技术。

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副主任张阳介绍，缩微技术，是将各类纸本文献和数字资源，拍摄成缩微胶片。传统缩微拍摄流程，包括文献提取、文献整理、文献拍摄、胶片冲洗等关键环节。

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的诞生，源于一场与时间的赛跑。1982年，著名学者任继愈在山东曲阜孔府目睹珍贵文献因保存条件恶劣而濒临损毁，心急如焚。他上书中央，力主采用缩微技术抢救古籍。1985年，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以下简称“缩微中心”）正式成立。

40年来，缩微中心联合全国25家成员馆、19家资料馆，构建了覆盖全国的文献抢救保护网络，已累计拍摄古籍善本、民国文献、少数民族珍贵文献等各类文献近20万种、8425万余拍，其中包括“敦煌遗书”、《永乐大典》等多部国宝级典籍。

张阳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缩微技术有着诸多优势：一是缩微文献因其具有真实记录原件特征且不可篡改的特性，成为唯一与原件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的文献复制品；二是能够将大量的文献资料存储于很小的空间内，“一卷缩微胶片可以容纳数百页甚至上千页的文献内容”；三是缩微文献在进行异质转化时，具有很高的复制精度和转化效率；最后，缩微胶片具有较长的保存寿命，“在符合技术标准的存藏条件下，可以保存500年至1000年以上”。

抢救古籍，是缩微中心的出发点。截至2025年6月，缩微中心共计存藏古籍善本缩微胶片5.7万余种，其中包括被誉为国图“镇馆之宝”的《永乐大典》《赵城金藏》等。

张阳说，缩微技术还曾在国际敦煌学的研究中发挥了重大作用。早在20世纪30年代，敦煌学家王重民、向达等远赴英法等国，拍摄并带回1000余种被斯坦因、伯希和劫掠的敦煌经卷照片，入藏北平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前身——记者注）。英国剑桥大学图书馆、法国巴黎图书馆，也曾与北京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前身——记者注）互换馆藏敦煌遗书胶片。2005年，中国国家图书馆对馆藏敦煌遗书进行了缩微拍摄。凭借缩微技术，中国国家图书馆成为世界上研究敦煌学的重要基地。

民国文献，是缩微中心正在努力的工作对象。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在展览现场看到一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缩微胶片”。这是2011年，经多方努力，国家图书馆从国外购回的近5万页东京审判庭审记录缩微文献。

如今科技高度发达，数字岂不是比胶片更方便？对此，国家图书馆缩微文献部数字缩微组副组长马杰解释：“相较数字资源，缩微胶片最大的优势就是稳定，可以说是一种‘战略资源’。”

马杰出生于1989年，在他的成长历程中，数字存储已经经历了软盘、光盘、硬盘等各种载体，“数字资源需要随着介质提升不断转移，但胶片一定程度上可以‘一劳永逸’；而且数字资源的读取需要相应的数字设备，胶片其实有一个放大镜就能看到了”。

当然，面对数字化浪潮，缩微中心也与时俱进，提出了“缩微优于存，数字优于用”，推进“数字缩微”技术，实现胶片与数字资源的“双向”转换。

马杰说，一方面是“缩微胶片数字化”，将传统拍摄的缩微胶片扫描成电子影像，便于读者服务和文献开发，“中华古籍资源库通过把善本古籍缩微胶片转换为数字影像，建成全文影像数据库，免费向公众开放”；另一方面是“数转模”，将数字资源存储于缩微胶片上。截至2024年年底，缩微中心累计完成740余万拍古籍善本的“数转模”工作，其中包括《永乐大典》《十三经注疏》等重要数字古籍的处理。

在简册时代，文人读书多少以车计量，“学富五车”的成语由此而来；纸本时代，五车竹简内容只需要一个书包便可装下；缩微技术出现后，一个胶卷便可容纳其全部内容。载体在变，不变的是文明的传承。

来源：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