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河北日报

从长卷到舞台的跨媒介叙事

——话剧《大宅门》赏析

《大宅门》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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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8日至29日，由中国国家话剧院出品的话剧《大宅门》在石家庄大剧院上演。该剧2013年1月在国家大剧院首演，由刘深编剧，郭宝昌、李欣凌执导，展现了白氏家族从清光绪初年到新中国成立后近百年的风云变幻。与电视剧版《大宅门》对大时代的全景式展现不同，话剧版更加深“大宅门”主题，以七爷白景琦为核心，展现了大宅门内众生的喜怒哀乐。时值该剧创排12周年，作为中国国家话剧院经典保留剧目，话剧《大宅门》再度回归。

□邢建昌 田畅

电视剧《大宅门》以72集的鸿篇巨制，细腻演绎了白氏家族三代人在时代洪流中的命运沉浮，堪称一幅波澜壮阔的中国社会变迁的历史长卷。话剧《大宅门》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将这部横跨百年的家族传奇，浓缩于两个半小时的舞台时空。这不仅是叙事容量的压缩，更是叙事逻辑的变革。编剧刘深历时三载五易其稿，全体演职人员倾情演绎，最终成就了一部“时空折叠”的舞台艺术杰作，不仅是对经典的致敬，更是一次跨媒介的重构。

话剧《大宅门》的艺术突破在于摒弃了电视剧的线性叙述模式。舞台以老年白景琦提着灯笼巡视空荡宅院的意象化场景开篇。在昏黄摇曳的光影中，幼年白景琦自远处跑来，与垂暮的白景琦并肩而坐。这一超越时空的展示奠定了全剧的叙述基调：历史不再是单向流淌的长河，而成为可以折叠、穿越的时空并置体。精心设置的“说书人”角色，既是对富于传奇色彩的艺术家郭宝昌的缅怀和纪念，也是使话剧产生“陌生化”效果的手段。说书人不断在幕间切割叙事，时而介入，时而出离，有效地打破了传统戏剧制造的“第四堵墙”，使观众处于一种奇妙的间离状态，情感上被白家的悲欢故事牵引，理智上却保持着清醒的批判距离。

私藏仇家女、杨九红失女之痛、白三爷殉国等经典场景一旦被转移到话剧舞台，便不再是电视剧的情节链条，而成为演绎人物命运的“病理切片”。人物命运的悲剧性借此得以呈现：二奶奶以维护家族体面之名，强行夺走杨九红之女佳莉，导致佳莉拒认生母；痛失亲情的杨九红，竟以同样手段抢走佳莉之女。“白家人听戏”这一舞台场景，导演将空间分割为高低两个表演区：高台上，二奶奶与白景琦悠然赏戏，一派家族和睦景象；低矮幽暗处，杨九红因思念女儿而凄楚呼唤、跪地哀求。这种空间的并置呈现，无情地撕开了家族光鲜表象下深藏着的人性创伤。杨九红夺走外孙女实施报复时的疯癫、白玉婷与照片结婚的荒诞，被舞台灯光切割成明暗两半——施害者与受害者的双重身份在同一个灵魂中激烈撕扯，透露出封建制度扭曲人性的时代症候。

面对舞台时空的限制，话剧《大宅门》对人物性格进行了符合话剧艺术特点的凝练和提升。它将电视剧中绵延数十年的角色成长轨迹，浓缩为舞台上极具爆发力的瞬间。以主角白景琦为例，话剧舍弃了“济南创业”等支线，聚焦于“堂审抗命”“销毁假药”等核心事件。白景琦的扮演者王新通过极具张力的肢体语言和顿挫有力的台词处理，在有限时间内完成了主人公从少年到老年形象的大跨度转变，着力凸显白景琦骨子里的叛逆与家国情怀。电视剧中二奶奶执掌大权时的果敢，在话剧中被提炼为立家规时不容置疑的威权。她一遍遍要求白景琦大声念读“百草厅白家老号”，此时，牌匾这一浓缩并见证了家族命运沉浮的标识性符号，深深地印在观众心里。

话剧对女性群像的刻画深刻有力。演员常玉红一人分饰黄春、杨九红、香秀三角，以精湛的表演呈现了封建宅门中女性的三种悲剧人生：黄春作为白景琦的结发妻子，是男权社会的牺牲品；杨九红敢恨敢爱，却成为宅门囚徒；香秀抱狗丫头出身，凭借独树一帜的个性成为正房太太，其上位本身也充满悲凉意味。二奶奶作为掌权者，既是封建礼教的坚定维护者与执行者，又是性别压迫的受害者。她对外宽厚仁德，对内却对同为女性的杨九红实施精神压迫。香秀在成为正房那一刻，不自觉地接受了二奶奶的衣钵，延续着以牺牲女性个体幸福为代价维系家族秩序的可悲循环。

面对电视剧全景式叙事优势，话剧《大宅门》转而向中国传统戏曲艺术汲取养分。剧中音乐作为核心的叙事元素贯穿始终。当凄怆的胡琴声划破黑夜的寂静，当电视剧主题旋律以变奏化的形式奏响，观众瞬间坠入一座声音的迷宫。京韵皮黄的悠远回响与现代电子音乐在此交织，共同编织出一曲关于大宅门兴衰的复调交响。白景琦数次念诵的“看前面黑洞洞……待我杀它个干干净净”，源自京剧《挑滑车》。这不仅显示了京剧在国人心中的积淀和影响，也使京剧艺术的精神注入角色灵魂，成为其刚烈勇猛性格最直接的注脚。而在民族气节较量的情节高潮处，雄浑的大提琴低音轰鸣。“誓死不做亡国奴”的呐喊，化作直击心灵的惊雷战鼓，激荡起观众强烈的民族情感。这种跨媒介艺术的应用，不仅是对电视剧经典的创造性转化，更是对中国戏剧美学的一次探索。

在剧场重温这部家族命运的史诗，真正震撼心灵的，不仅是白家老号的兴衰荣辱，更是在命运齿轮碾压之下，那些隐忍而不甘的生命个体的沉重叹息。

从荧屏长卷，到话剧舞台的直观呈现，话剧《大宅门》成功完成了一次基于同一主题、同一故事的跨媒介叙事。它昭示着创作的一个基本道理：唯有聚焦人物命运，尊重艺术不同媒介的特性，方能展开放飞想象的艺术创造。

（邢建昌系河北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田畅系河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讲师、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