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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剑 关师育 陆利平 童呈飞「王剑为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关师育、陆利平为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童呈飞为浙江开化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内容来源：金融博览财富杂志

“小银行优势理论”，也被称为“小银行优势假说”。该理论指出，相较于大银行，小银行凭借规模小、组织结构简单等特性，在业务发展中能获取比较优势。例如，小银行的展业区域通常局限于较小地理范围，这使其具备显著的本土优势，在局部区域的品牌影响力和信息获取等方面有一定竞争力。

除本土优势外，小银行结构层级少、管理半径短，决策流程更简洁高效。与大银行相比，小银行能更迅速地响应客户需求，更便捷地获取和处理客户的“软信息”，因此在满足客户多样化需求和服务长尾客群方面具有优势。凭借这些优势，小银行能够很好地服务大银行难以精细化覆盖的客户群体，如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和居民等。

此外，小银行规模较小，业务策略调整灵活快捷，能更快地适应市场变化，因此能在与大银行的竞争中占据先机。此前，大量学术文献对小银行优势理论进行了实证检验，多数结果支持该理论。然而，近年来随着银行数字化转型的推进，大银行在发放小微贷款等方面与小银行的差距逐渐缩小。在此背景下，小银行优势理论目前是否仍然有效？

大型经济体对小银行优势理论的实践：以美国、德国、中国为例

目前，美国、德国和中国是较为典型地采纳了小银行优势理论的大型经济体。这三个国家既有大型银行，也拥有数量庞大的中小银行，竞争格局相似。

截至2024年第二季度末，美国联邦储蓄保险公司（FDIC）统计的参保和受监管的商业银行和储蓄机构达7435家；德意志联邦银行披露的银行数量为1326家；我国金融监管总局披露的银行业金融机构总数是4425家。

从资产占比来看，美国最大的四家商业银行国内资产总额占FDIC参保商业银行和储蓄机构总资产的32.6%；德国三家大型银行资产总额占全部银行业资产总额的22.7%；中国四家大型商业银行总资产占银行业金融机构总资产的比重为35.9%。

由此可见，三国银行业格局相近，均呈现垄断竞争态势。但实际上，由于大量小银行“分区而治”、互不重叠，客户就近接受银行服务，并非数千家银行在全国范围内同台竞争，所以实际竞争程度并不高。

从历史演进角度分析，美国、德国和中国虽银行业竞争格局相似，但形成路径各异。美国自建国起实行自由银行制度，逐步形成大量中小银行共同竞争的局面，后依靠市场机制自行合并淘汰，数量持续减少至几千家，德国情况与之类似。

具体而言，美国建国后不久成立了多种类型的银行，到1836年银行数量达600多家，高峰时期多达数万家，政府采取放任自由态度，这导致美国多次发生银行危机。1913年美联储成立，美国建立起“中央银行—商业银行”的二级银行体系。此后，美国银行体系变化不大，但众多小银行在一次次危机中倒闭、兼并，数量不断减少。

德国早在19世纪就形成了如今私人银行、信用社和储蓄银行并立的三支柱银行体系，银行业发展自由放任，监管并不严格。1931年德国经历银行业危机后，1934年出台KWG法案，标志着国家监管体系的建立。二战后德国银行业未再发生危机，三支柱银行体系得以维持。德国银行数量同样也经历了长期下降。

相比之下，中国是政府为普及金融服务，主动采纳小银行优势理论，支持各类资本开办众多中小银行。新中国成立初期开办农村信用社，改革开放初期开办城市信用社，2007年开始广泛设立村镇银行，2016年开始成立新一轮民营银行等，银行数量由少变多，以满足实体经济金融服务需求。

具体来看，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采用国家银行体系，改革开放前实施“大一统”银行体系，中国人民银行集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职能于一身，此外还有大量农村信用社作为补充。改革开放后，我国银行业开启改革进程，恢复建立“中央银行—商业银行”的二级银行体系，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城市信用社等陆续建立。2000年前后，城市信用社逐步改制为城市商业银行，农村信用社改制为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随后村镇银行、民营银行广泛开办，我国逐渐形成多元化银行业格局。

小银行优势理论在多国得到实践并取得成效，但近几年大银行积极下沉服务小微企业客群，引发各界对小银行优势有效性的反思。如今，大银行能更多服务小微企业，一方面与竞争加剧、政策推动有关，另一方面得益于技术手段（主要是新一代信息技术）的进步，提供了业务的商业可行性。

技术进步有助于大银行提高服务小微客户效率和风险识别能力，降低操作成本和风险成本，促进大行更多发放小微贷款。例如，美国富国银行通过评分卡方式服务小微客群，取得良好效果；近年来我国国有大行通过大数据征信等手段服务小微客群，普惠金融贷款市场份额不断提升。但需指出的是，从实践结果看，大银行在服务小微客户方面仍不能完全替代中小银行，因为在小微企业等下沉客群领域，小银行仍占据较高份额，且服务质量更优。

采纳小银行优势理论的利弊权衡

小银行优势理论主张建立更多小银行与大银行开展差异化服务，以提高小微客群贷款可得性。实践证明了这一政策取向的效果，但也存在难以避免的政策成本。

从有利方面看，众多小银行可通过差异化竞争填补大银行服务空白。大银行与小银行展业模式本质上是标准化与定制化的对比。大银行层级多，信息传导易出现损漏，难以采用非标准化信息进行风险定价，往往倾向于开展标准化业务，如针对大型企业基于财务数据等硬信息的贷款投放。小银行则层级少、管理半径短，能处理非标准化、定制化客户需求，机制灵活，可填补大银行服务空白，与大银行形成差异化竞争。

从不利方面看，众多小银行会带来较高监管成本。银行数量众多导致监管资源投入增加，而在全国配备极其有力的监管力量不现实。监管不到位的地方易滋生风险，除经营不善带来的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等常见风险外，不少小银行还面临管理层、大股东恶意控制带来的公司治理风险。

2024年12月，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中国金融稳定报告（2024）》披露，2023年度央行金融机构评级中，参与评级的3936家银行里仍有357家小银行属于高风险机构。

因此，对于小银行优势理论，政策选择需在收益与成本间权衡：众多小银行带来的收益是解决广大小微客户群体融资难问题，付出的成本是小银行数量多导致监管难度加大、金融风险提升。

各国监管当局长期在此间摇摆，最终实际结果围绕“最优解”徘徊。以美国为例，其银行监管在“收紧—放松”间循环、反复权衡，需要支持小微企业时就放松对小银行监管，出现风险后再加强监管。如美国次贷危机后于2010年通过《多德—弗兰克法案》，收紧对银行业监管，反对者认为该法案损害了以小企业为主要客群的社区银行利益，2018年特朗普签署《经济增长、放松监管和消费者保护法案》，放松对小银行监管要求，而这又被视为2023年初硅谷银行等多家中小银行爆发严重风险的根源。

未来政策方向：如何平衡小银行发展与风险防控？

从现有实践看，小银行优势理论在我国目前仍成立。尽管政策推动和银行数字化转型削弱了其有效性，但目前大银行尚无法完全替代小银行。基于此，提出以下建议：

一是现阶段维持一定数量小银行仍有必要，但需注重提升其经营质量。

金融监管机构要在维持众多小银行以提升普惠金融覆盖面和可能导致金融风险增加间权衡，在维持一定数量小银行的情况下，加强对小银行股东和管理层监管，提升其公司治理水平和经营管理能力。例如，系统性推动“中小银行能力提升工程”，将大银行和优质小银行的管理经验和技术能力对外输出。

二是实施差异化监管，引导小银行实施本地化、差异化、特色化经营战略，避免大银行盲目下沉客群。

考虑到小银行规模过快扩张，尤其是异地扩张后管理半径增加可能削弱其处理软信息能力，从而减弱服务小微客群优势，金融监管机构应引导小银行注重高质量发展，减少对规模的过度追求，立足本地开展业务，限制异地网点扩张。小银行可通过实施差异化、特色化经营战略，打造独特竞争优势，在提升股东回报的同时更好服务本地小微客群和普惠金融事业。此外，在限制小银行异地扩张同时，加强对大银行小微业务监管，避免大银行盲目下沉客群，引导大小银行合理分工、错位竞争。

三是关注技术进步对小银行优势理论的影响，动态调整监管政策。

小银行优势理论产生的重要因素之一是大银行和小银行对软信息处理能力不同，随着科技手段进步，大银行对软信息处理能力也在提升。因此，鼓励大银行采用更多科技手段，在维持普惠金融覆盖面基础上减少对小银行数量要求，既能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问题，又能降低监管成本。随着技术进步冲击不同类型银行竞争优势，金融监管部门应定期评估小银行优势理论有效性程度，动态调整对大银行和小银行的差异化监管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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