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光明日报

    刘醒龙的《凤凰琴》塑造了他的家乡20世纪90年代乡村民办教师群像，小说结尾处的升旗仪式成为诠释教师精神信仰的经典意象。图为小说插图。资料图片

【文学里念故乡】 

  今年春节前几天，堂弟从老家来，同行的还有一位年纪略小的男子，堂弟介绍时说了一句，他是凤凰琴村的，接着又说，原来是螺丝港村的。堂弟这么说，是有原因的，当初的村名叫张家寨，在与相邻的螺丝港村合并，确定新村名时，村民们对“凤凰琴”三个字投了百分之百赞成票。隔了一年，又将第三个村子合并过来，还是叫凤凰琴村。改村名已经三年了，我还是对从前的张家寨更习惯一些。这不仅因为我不在当地生活，平常不太提及，更是由于自己幼小便离开了，与老家的联系不多，脑海里老家事物存量本来就少，突然将地名换了，就多了一种“断舍离”的感觉。

  在武汉，每逢老家的人在一起聚会，他们不断提及凤凰琴村，轮到我说话时，还是称之为“张家寨”，这三个字说出口时，心里像有一股祥瑞之气在升腾。同在武汉工作的堂弟，他父亲与我父亲是发小，我们的关系自然也比别人更亲密一些。有一次，他大概是忍不住了，认为我有点矫情，借着敬酒，装着很放松地提醒说，凤凰琴村名，是按照你的小说题名改的，你要带头说出来，扩大凤凰琴村的知名度呀！我只好如实说，自己有些不好意思，总觉得配不上老家的这份恩情。其实内心深处还有几句话没有说出来：假如真有灵魂存在，长眠在家乡土地上的亲人们，不晓得老家有了这些变化，会不会因此犯下迷糊，使得儿童相见不相识的情形，变成老人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呢？

  像往年一样，春节前来家的堂弟，将带来的糍粑、挂面、鱼丸一一做了介绍，特别强调这些是刚刚做好的。我也习惯地伸手摸摸糍粑和鱼丸，前一天晚上的余温果然还在，一股冬天里的暖意通过指尖在周身弥漫开来。自然，我也不会让他空手回家，像是互换礼品。说起村里新盖的村部时，我如实对他们说，别以为我没有回去，实际上，好几次开车路过那一带时，我特地从高速公路的马曹庙收费站下来，沿着国道行驶到村部附近，停下车盯着看上十来分钟后，再回到高速公路上。

  说到后来，堂弟想起什么，忽然问我前几天有没有回去？见我否认后，堂弟一脸疑惑地说，前几天，有人开着一辆车回村里，停在被我作品《抱着父亲回故乡》命名为小秦岭的那座小山上。开车的人吃饭睡觉都在车里，如此连续停了三天三夜，才悄然来过，又悄然离去。堂弟听住在附近的婆婆说起时，责怪婆婆为何不早说，如果早说他肯定会过来看看。婆婆说那车和人刚来时，她也没有在意，没想到那车和人一停就是三天三夜，等到她开始注意时，那车和人便离开了。

  堂弟一下子就想到我。我当然明白，堂弟为何会在第一时间往我这里想。因为是我将春字拆去一半，又将秋字拆下一半，再合起来，凑成一个秦字，然后将那座小山叫作小秦岭。在小秦岭上，长眠着我的三位亲人，第一位是爷爷，仅仅一句贤良方正便成为我最重要的文学引路人。第二位是父亲，他是我的天性的塑造者，又是我的小说的第一个批评者。第三位是从不担心我的写作，只是为我的健康担心的慈爱的母亲。堂弟心里肯定还有一句话没说出来，我是村里少有的所谓文人。这种比较出格的怪异行为，一般只会发生在文人身上。

  堂弟让我想想有可能是谁，我不是想不起来，而是没办法想。除了我家的人，村里其他人的情况我太不熟悉了。

  不过，我还是想起一件事。

  几年前的正月初七，黄冈师院的夏元明教授打电话对我说，他的一位同事加同乡，回浠水老家过完年，沿着熟悉的三一八国道返回黄州，路过当时还没改名的张家寨村，也不知哪根神经搭错了，忽然向左一打方向盘，拐进一条狭窄的乡村小路，小轿车走了不到一公里，就到了尽头。黄昏时分，万物都变得模糊了，车头前方立着一块菱形方碑，上面铭刻着一行字：生命是劳动与仁慈。那是我为逝去的亲人修建的。走错路的两口子读过我的不少作品，晓得这是其中一部长篇小说的书名。他俩从小路退回到大路，回到黄州家中，仍有些不相信，第二天上午专门开车再来此地，发现一切都是真实的。于是就请夏教授转告此事。

  关于此事，我也惶惑了多时。

  老家改村名后，第一次回去，看到村口竖起一块文化招牌，上面写着《抱着父亲回故乡》中的一句话：“小路才是用来回家的。”人在遇到困惑时，别人的分析常常是事倍功半，自己对自己的提醒才是事半功倍。我被自己的话提醒了——行走乡间，一条若隐若现的小路，对人的引诱力远远大于所谓的阳关大道。这一点，在视野逼真的山地尤为突出。二十多年前，搭乘船只在长江三峡中漂泊，不时能看到两岸陡峭的山崖上，像是挂着绳索那样挂着一条小路，从山顶一直下延到水线，又从水边顺着山脊悠悠上扬，然后翻越到看不见的山顶那边。在大别山那大大小小的山谷中，小路更多更复杂，只要一只脚踏上去，就会前有引力牵引，后有推力推动，如不强行按捺住内心的情绪，真的会沿着小路一直走下去。因为，如我所说，小路才是用来回家的，只要在小路上走几步，就能让人感觉到，前面不远就是自己心心念念想要回去的家。谁都有父母亲人，家门在望，哪能不跨上几步。小路弯弯，令人爱不释足。在城市里，也没有谁会将家门开在车水马龙的大街上，临街的高楼都要另外修条小一些的通道，供回家的人行走。

  那位自己驾车大路不走走小路的黄冈师院教授至今未谋面，只知他是浠水人，就是苏东坡诗里所写“门前流水尚能西”的那个地方，与我的老家只隔着一条巴河。在那个瞬间，很有可能将别处的小路当成通向自家庭院的小路，凭着“肌肉记忆”，顺水自然地走了过去。正如苏东坡谪居黄州四年所写的许多诗文，巴河两岸的人多少年来一直在争来争去，都说写的是自己家乡，哪怕有明确标注地名的，仍会争论得不亦乐乎。巴河两岸，人口稠密，道路繁复，吃的都是苏东坡喜好的美食，种的都是苏东坡喜欢的竹林，那些相对抽象的诗句，搁在谁家都合适，更何况苏东坡自己也将巴河两岸当成了家乡。

  将一条陌生的小路，走出熟悉的回家感觉，大多数人都曾遇上过，否则就不会有小桥流水人家的经典流传。

  堂弟所说的显然也不是迷路之人。因为好奇，明知不可能是我们家的人，我还是打电话问弟弟，他有一辆性能很好的越野车。在电话里，弟弟断然否认，并帮着我分析各种可能。之后再想，堂弟第一时间想到我的思路，要比我在第一时间想到弟弟的思路更有道理。老家一带的人，即便是没有正儿八经读过书的人，也能来上几句《赤壁赋》与《赤壁怀古》，晓得苏东坡夜里在赤壁矶头的睡仙石上睡过觉，做过梦，这才写出天下最好的诗篇。那位不知姓名的人，在小秦岭上独自待了三天三夜，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苏东坡。

  在给《苏东坡黄州书法集》写的序文中，我曾经放肆地遐想，苏东坡是将黄州当成了眉山，将他乡当成了家乡，将血液里那些天生的情愫，与脑子里升华的才情做了最佳催化，才成就一座万世文学高峰。这么说，并不是凭空猜想，而是有可靠依据的。研究表明，巴河的人文源头，至少有一半是在巴蜀。史料里说，两周时期，巴蜀山民常常啸聚，楚文王带兵讨伐巴人吃了败仗，退回郢都，被守门官鬻拳以楚王出征必须得胜的大道理拒之门外，逼着楚文王率兵北去扫荡一番才能班师回朝。如此典故，便是著名例证。巴蜀山民反复叛乱延至东晋时期，征服者将其八千青壮，也就是骨干成员，集体迁徙到鄂东，后世所称鄂东为“五水蛮”，正是拜这批巴蜀之人所赐。巴河作为五水的中心，见证了“五水蛮”的生生不息，又用“五水蛮”一直不肯舍弃的人文传统接纳了落入人生困境中的苏东坡。后世有说是苏东坡成就了黄州，殊不知是故乡一样的黄州成就了苏东坡。在洛阳，在杭州，多少人成就自己的人生巅峰，偏偏苏东坡是个例外，非要等到遇见黄州，才亮出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旷世才华。天下人都爱苏东坡，回不去眉山的苏东坡虽然也爱天下，但从他的诗篇中明显能看出，他最爱的只有黄州。在黄州一带安居乐业的“五水蛮”们，一直保有巴蜀一带的风俗习惯，不是家乡胜似家乡的黄州，让苏东坡感受到，此行不是落难，而是归家。

  无论是北方的托尔斯泰，还是南方的马尔克斯，无论是先辈的鲁迅和巴金，还是今天的我们和你们，都在用实践证明，家和老家，乡土和故乡，是文学永不枯竭的资源，也是文学最为坚强的结构。

  我有些羡慕这位在小秦岭上独自待了三天三夜的男人，倒不是因为他有意无意地学了一回苏东坡，而是他能放下烟火人间的一切，独自在小秦岭上，与星星和月亮做伴，与红叶和霜花为伍，与野风说话并听野风说话，与内心歌唱并听内心歌唱。用不着肉身起舞而让灵魂随着松枝飘扬，溶解了自己的孤独而让身心成为天地万物甚至就是天地万物。最关键和最重要的是能将当初获得的生命，回到原生地进行结结实实地补充。

  人在故乡就在。回去或者不回去，故乡仍然会在。

  找一个时间专门与故乡独处是一种难得的幸运。找不到这样的时间，心里也只能断断续续地记起故乡，这仍然是一种幸运。因为故乡的深意就是幸运。

（作者：刘醒龙，系湖北省文联名誉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