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面新闻记者 | 潘文捷

B站有关“泰国阴牌”的视频播放量达到三百多万；某著名集团官网公开高薪招聘玄学博主；关于占卜、八字星盘等“测测”“准了”软件的开发和销售，成为炙手可热的“新兴产业”……在今天，上亿的流量和上万的评论，都在讨论蛊事。这一点令《巫蛊》作者、人类学家邓启耀大吃一惊。他看到，巫的历史，巫的信仰，代表着人类经历的心理历程，当下生活中，也有被现代名词和现代时髦包装的蛊事，故而“人类的童年与今天之间的距离，并不像历史所表现的那样遥远漫长”。

邓启耀  

北京贝贝特|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5-4 

蛊事为人事的异化反映

上个世纪，邓启耀曾经在西南多地进行田野考察，在滇西北的泸沽湖时，他发现这里有许多捆缚在树上的破旧衣缕，代表某些人沾有病邪的魂魄。有人警告他们千万不能碰。同时也不能碰岔路口或者别的地方的任何东西，因为那可能是养蛊者想要送走的“蛊”，要是贪小便宜拿了，自己也可能变成有蛊的人。

据说，中了蛇蛊和鼠蛊，腰部痛胀且会移位；中了蜂蛊的肺会变成蜂窝状；中了蛾子蛊的人心口和腹部都会痛，一吃就吐……假以时日，这些蛊还会在体内成形，吞噬五脏六腑。人们还会绘声绘色地讲述，“有蛊”家庭会把毒物藏在火塘附近、藏在屋梁上或酒坛里。而传说中“有蛊”的人家常常是当地人避之不及的，这种人家的人，长得再好，再有钱，也无人敢与之交往。

邓启耀进行田野考察时，曾经到一户人家吃饭，那户人家表现得特别高兴，非但坚持不收误工补贴，反而给工作人员塞了一只大母鸡，让他们带回去煮了吃。邓启耀等人后来才知道，她们被说成是养蛊的人家，一般没有人跟他们接触。因为一旦被指认为蛊女，就像是染上了恶性传染病一样，被人人唾弃，被孤独无助地隔离起来，到处面临敌意。如果她们在别人吃饭时出现，人们就会忽然变脸，停止咀嚼，有的会赶紧把食物吐掉。因为人们相信，当着有蛊的人的面吃东西，吃进去的东西就会变成蛊药。

为了弄清楚蛊是什么，邓启耀曾经走访医治当地人的医生，发现那些自称中蛊的人，实际上多数是胃病、胃癌、心源性和肾源性水肿、肠道寄生虫等。为了研究巫蛊，邓启耀曾经专门尝试过到传说中放蛊的人家吃东西，甚至试巫药，都发现没有任何功效。他认为，巫蛊会对处在特定文化情境里的人产生影响，如果没有身处这一文化情境中，就很难受到蛊惑。

如果说，“巫蛊”是一种无稽之谈，蛊并不是真的存在，那么为什么人们会相信有蛊？邓启耀发现，“蛊事确为人事的异化反映”，很多被指认为“有蛊”的人家，往往是因为本身曾经和当地人有过某种矛盾。而习惯上一般把蛊者看做是被主流文化驱逐的亚文化群体，或者是社会边缘群体中处于底层的弱势群体。比如民间多有这种刻板印象：某族最会放蛊、到某族中要特别小心等，甚至有“缅婆”、“苗女”等词都和放蛊联系在了一起。邓启耀提出，危险的污名，来源于对他者的刻板化印象和对未知危险的恐惧。

“有句话是出头的椽子先烂，比我好的人，跟我不同、有异常行为的人都容易被歧视被打击。”邓启耀告诉界面文化，漂亮的女孩很容易被说成是蛊女，因为漂亮女孩只有一个，她也只能选择一个人，其他没有得手的人就会放出一些谣言，甚至说，这女孩不是好东西，幸好我没得手，以此来缓解自己的失败。“这是人卑劣的心态，却以一种道貌岸然的形式出现，把他人指为坏人或祸水，正如历史上政治出了问题，就指责是美女祸害了国家。”

当把别人称为放蛊者的时候，暴力本身就成为了正义

在《巫蛊：中国文化的历史暗流》一书的新书首发会上，马克斯·普朗克社会人类学研究所所长项飚谈到，巫蛊这个词并非中性，它是指责者用的一个词。只有指责者说“你在养蛊”，而没有一个人自称“我在养蛊”。故而，不能够把巫蛊简单理解为一种迷信。以乾隆年间的“叫魂”为例，民间说有人在叫魂，皇帝则认为，背后肯定有人做鬼，他们的归因方式都是找出坏人。“如果没有坏人，一切就都正常，所以一定要找出这个坏人。在寻找谁是坏人的过程中，出现了暴民和杀戮。”

在“找坏人”的心理下，出现的不仅仅是巫蛊。邓启耀告诉界面文化，“可以把用一切黑的、阴的手段害人的，称为泛指的黑巫术。”例如，在科技经济发达的广东沿海地区，惊蛰时会有打小人的民俗。把“小人”的名字写在剪纸上，拿鞋底打，这就是一种公开的黑巫术。

虽然心理学家李维榕曾经指出，她觉得打小人是很好的活动，与其藏于心底，弄得郁郁不欢，“不如打小人，化恨意为乐趣”，但是身为人类学者，邓启耀却对此有特别的警惕。他认为，此类事件不单是简单的个人发泄，“一旦从个体的精神病变成群体性精神病变，是非常危险的，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变成一种群体性的暴力行为，把一些莫名其妙的罪名加到别人头上，可以合理合法的对别人加以迫害。”举例来说，在平常年代，个体的精神病变可以通过治疗进行安抚，但是一旦被某种思想忽悠，例如受到某种极端的民族主义、宗教信仰等的影响，很容易把所有和自己不同的文化视为必须消灭的文化，把所有不认同自己的人都看成是敌人。

邓启耀发现，虽然他的书在上个世纪就已经出版（1999年本书曾以《中国巫蛊考察》为名出版），但是关于巫蛊的研究一直结束不了，因为新的蛊事总在源源不断发生。他曾看到有出版社出过一套教人怎么放蛊的书，比如失恋了该怎么让对方再喜欢自己，怨恨某人怎么念咒等。几年前流行的巫毒娃娃小玩具，几十块钱一个，畅销全国，不仅情敌、上司、同事成为诅咒的对象，“一些小学生都买，说老师作业布置得太多了，把老师的名字写上去，用针戳”。

近期，邓启耀又在小红书上翻阅到了大量关于放蛊的讨论。有留学生说自己的宿舍门口被人扔了一个小玩偶，看起来是泰国的木偶，下面有上万跟贴。他对跟帖进行了综合整理，发现有几类主要的内容。一类是教博主怎么用黑巫术的方式去反制别人；一类认为一脚踢开就可以，不用反击；还有一类认为，人到了异国他乡，就可能遭到迫害。

项飚也谈到了巫蛊的衍生，他说，给人的名字上打叉等做法看起来跟传统的巫蛊不一样，但是在心理结构上反映出来的权力关系却有相似之处。他说，这种特别的归因会导致“强烈的暴力”，携带着一种“深刻的冷酷”。因为当把别人称为放蛊者的时候，暴力本身就成为了正义。

正是因为巫蛊的这种特质，巫术也常常会和权术融为一体。“一旦和权力、利益挂钩，或者仅仅出于羡慕嫉妒恨，潜流都可能喷涌而出，成为淹没他人的祸水，甚至成为影响历史的洪流。”例如，汉武帝时，巫蛊案成为了朝政变化的重要推手，上个世纪50年代政治运动时，人们也会指责持有异见者拥有黑巫术。邓启耀还举例说明，德国法西斯认为雅利安是最优秀的种族，犹太人和其他民族都是劣等民族，这样的概念让冷静理智的德国人进行了人口“清理”和种族灭绝。可是他们被审判的时候，都认为自己没有责任。故而邓启耀感叹：“是政治如巫，还是巫术如政，又有谁说得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