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希芝

　　中国人受制于两种不同的政治经济模式至少长达千年，它们给中国人提供了不同的甚至是部分自相矛盾的可能性和局限性。其一是由国家运作、国家受益的贡赋制生产方式；其二是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它是由亲族合作进行的商品生产。

　　运作方式与核心矛盾

　　生产方式是一种行为或观念体系，它把多余的财富从权力较弱的阶级转移到权力较强的阶级那里。在帝制晚期近千年的贡赋制生产方式下，所谓士大夫阶层通过直接纳贡、收税、强制服徭役和世袭劳役等手段直接将各个生产者阶层（包括农民、小资产者、雇佣劳动者）的剩余财富据为己有。在自宋代开始繁荣发展的私有市场里，自由生产者通过雇佣劳动力和壁垒森严的宗族/性别制度使其余的那部分剩余财产在平民阶级之中转移。在中国，亲属关系、性别制度与国家控制完美地结合在一起，为“小资本主义”发展提供了一个典型的个案。

　　小资本主义者是商品的生产者，他通过亲缘关系的习俗组织起来的企业，更多是为市场而不是为自己生产的。家庭生产者的生产有赖于一套按差序清晰排列的劳动力：血亲、姻亲、过继或花钱买到的家庭成员、学徒和雇佣劳动力。这种生产所依靠的阶级文化保证提供可靠的劳动力、原材料、信用和资本。小资本主义者在平民阶级中建立的人际关系对他们的存续而言是必不可少的，而这已经超出了“自然经济”的范围。他们拥护自己的共同体，防备那些只会贪婪敛财的官员和（最近产生的）资本家。随着商品的生产，小资本主义者既生产出一种根深蒂固的对抗性，也被其“生产”，他们微妙而有效地对抗着中国统治阶级所制定的贡赋制的企图。

　　贡赋制的制度性钳制

　　小资本主义的一系列经济活动是被嵌入处于主导地位的贡赋模式之中的。这一贡赋模式由朝廷的官员掌控，官员们需要可靠的财政收入、稳定的阶级关系和持久的统治权，以达致满足他们个人需求的目标，他们让这些个人需求凌驾于经济发展的明显需要之上。官员们把亲属关系定义为生产关系，通过维持亲属关系的正统性，他们也就控制了劳动者，并借此对资源的私人积累设限。

　　小资本主义模式之所以始终处于从属地位，被纳入贡赋制生产方式的框架，根源在于统治阶级掌控并维系着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核心要素——亲属/性别制度。这种制度作为分层社会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虽在女性权益层面存在争议，但其父系结构的根本原则，始终得到统治阶级权力的背书与巩固。

　　从本土积累到海外破局

　　帝制中国晚期的两种生产方式都表现出一种世俗化的倾向，并随着时光流逝，变得越来越复杂多样。当来自官员的压榨遭到家户的抵抗时，这两种生产方式的实践就越发复杂化。近期学者的研究提供了很多证据，旨在表明中国历史的发展更多来自它的内部动力，而不是西方（包括西方资本主义）的影响。在这里我想提出的观点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动力来自一种“小资本主义”的积累倾向，这种积累一直受到贡赋制力量的无情掣肘，为的是让它为贡赋制而不是资本主义目的服务。然而，一旦小资本主义开始跟资本主义结盟，旧秩序就受到威胁。本土的小资本主义者如果发迹，就会产生阶级分化，其结果是很多人生活悲惨无着，一部分人可能会积累一些财富，但只有很少的人会变得很富有。虽然主要从贡赋模式中获益的中国人会尽可能长久地抵抗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但那些受益于小资本主义发展的人完全拥护新兴工商业，常常公开违背统治阶级的意愿。

　　资本主义对中国文化造成的持久同时也许是最为深远的影响，并非由19至20世纪欧洲和日本的侵略带来，而是随着西方和中国的商业冒险家们在东南亚相遇而产生的。在16至18世纪，中国的小资本主义者通过“下南洋”疏通财路，建立起属于穿梭旅居者的小经济王国，并在大部分太平洋国家的财富积累中占有极其重要的份额。随着家庭贡赋和跨领域投资的流失，这个海外“影子”社会一次又一次地迫使中国的统治者以一种困惑的恼怒，轻蔑地对泱泱中国之外的世界投以一瞥。海外华侨的贡赋经验局限在服从外国的帝国主义，服从家庭生意的绝对需要，服从贡赋敲诈的强盗行为，这势必催生出小资本主义视野的政治实践，使其在中国命运的走向中扮演着影响力与日俱增的角色。

　　因为小资本主义从来没有在中华体系中取得主导地位，所以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即劳资矛盾，从属于另一对更顽固的矛盾：国家和家户经济之间的显著矛盾。

　　和中国文化中的贡赋制面向相比，小资本主义自有它的积极特征。它能激发经济活力，这必然是所有中国人都期待的结果；它倾向人人平等，这也常常是大部分中国人的心之所向。要梳理出哪些是在中国政治经济体制的传承中需要被扬弃的，就需要对贡赋制“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和“小资本主义”进行较为清晰的区分。然而，从现实生活经验中勾画出这些智识上的区分只是改变的第二步。至于第三步，从这些有时会要命的传世瑰宝中进行选择，人们必须承担风险。幸免于这些风险的外国人或许可以夸夸其谈，但只有中国人自己才能将其付诸实践。

　　（作者为美国中密歇根大学人类学荣休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