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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维坦按：

现在回看那段历史，二战结束后的冷战拉开序幕，这是导致“去纳粹化”逆转的一个重要外因之一，对于占领区经济重要性的考量迅速成为了西方意识形态阵营的核心任务。当然，“去纳粹化”的不彻底有着极为复杂的成因，仅仅就如何甄别区分那1200万纳粹党员是何种罪名，就已经是行政文书的天大难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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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5月8日，德国武装力量向盟军签署了无条件投降书。第二次世界大战，至少在欧洲，宣告结束。而现在，随着枪声沉寂，美国、英国、法国和苏联不得不面对一个令人生畏的难题：如何处置犯下了一些极端的战争罪和反人类罪的国家社会主义党（纳粹党）、党卫军、国防军及其他组织的活跃成员？此外，又该如何将堕落的第三帝国社会结构中极端主义意识形态的有害影响彻底清除？

毕竟，从某种程度上讲，对于那些完全信奉这种意识形态的人来说，这就如同回到18世纪的美国南部，试图说服一大群奴隶主彻底、几乎是立刻地重新思考他们关于奴隶制以及非裔后裔在国家中地位的观念。这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而抛开意识形态转变不谈，单就现实层面而言，该如何加快国家的经济复苏，确保此类事情不再在德国发生，并在苏联与欧洲其他地区之间设立一道强有力的屏障呢？

那么，这一切到底是如何完成的？他们是怎么做得这么快的？而这一切在现实中到底有多成功？

战后时期的德国国防军腰带扣。正面可见的纳粹党万字已被磨除，但腰带扣内侧的纳粹党万字记号仍在。© AlliiertenMuseum/W. Chodan

首先，纳粹党及其附属组织中最高层的成员——总共199名被告——在1945至1946年间接受了著名的纽伦堡审判。当然，数百名甚至数千名被盟军通缉的官员和军官，通过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西班牙甚至梵蒂冈的众多“鼠线”逃到了阿根廷。还有无数人根本不需要逃跑。盟军和苏军的一些部门非常乐意对他们在战争期间的所作所为视而不见，只因他们头脑中掌握着丰富的知识。我们稍后会再谈到这个问题。

但若看更大范围的“去纳粹化”进程，针对普通公民的大部分努力主要体现在由特别法庭审查德国和奥地利公民的“纳粹前科”。此外，还试图在大众中普遍灌输一种观念：一切罪行都是他们的错，并清除所有传播纳粹意识形态的作品。

关于后者，战后德国不仅禁止了3万多本不同的书籍，而且还对它们进行了系统性的收缴和销毁。任何试图私藏这些书籍的人都可能面临法律后果。其讽刺意味显而易见，因为这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当年纳粹掌权时所采用的手段之一。

1945年5月2日，德国亚琛，一名美国士兵正在检查在德国一所学校发现的成堆纳粹书籍，其中包括《我的奋斗》。作为去纳粹化政策的一部分，盟军当局清除了德国图书馆、书店和学校中的纳粹宣传品。© Holocaust Encyclopedia

此外，如前所述，大众群体也被要求为纳粹政权下德国的所作所为承担责任，由盟军远征军最高司令部的心理战部门牵头负责。他们的工作之一，就是确保媒体从广播到报纸都要在报道中大力强调暴行，同时明确指出，这是每一个德国人的错，而不仅仅是纳粹的错，彻底控制媒体的报道方向……这又是纳粹手册中的另一个颇具讽刺意味的章节。当然，公平地说，这一次强调的是让德国公众了解那些真实发生的暴行，而不是纳粹编造的那些内容。

除了各种媒体渠道之外，到处还张贴着海报，展示集中营的照片，并配以巨大标题，例如：“这是你的罪行。”

“这些暴行：都是你的错！”（Diese Schandtaten: Eure Schuld!），这是美国占领当局在1945年夏天分发的宣传海报之一。© wikipedia

正如英国作家詹姆斯·斯特恩（James Stern）所描述的，在德国某城镇，一群人围着一组照片驻足观看，这些照片乍看似乎是垃圾，其实却是死去人类的遗体。每张照片上都写着：“谁有罪？”旁观者一片寂静，如同被催眠一般，最终一个接一个地默默离去。这些标语牌后来被更清晰的照片和标语所取代，上面写着：“这个城镇有罪！你有罪！”

1945年4月16日，美国陆军士兵向魏玛的德国平民展示在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发现的尸体。© wikipedia

除此之外，在靠近集中营的城镇中，当地民众常常被要求参观营地，甚至要协助掩埋尸体、挖掘万人坑等等，美国战争信息部还拍摄了这些过程，用于向无法亲身目睹者播放。正如心理战电影部负责人西德尼·伯恩斯坦（Sidney Bernstein）所言，这一切的目的就是：“震撼并羞辱德国人，向他们毫无疑问地证明，这些德国所犯下的反人类罪行的确存在，而整个德国人民——而不仅仅是纳粹和党卫军——都应负有责任。”

这一“全体德国人都有罪”的观念转变大约始于1944年，在此之前，美国高层和公众通常会将纳粹和普通德国人加以区分，而此后则极力推动形成一种观念：纳粹与非纳粹德国公民之间几无区别。这似乎也是军方对自己士兵所灌输的一般心态，警告士兵们说：“大多数德国人都曾支持纳粹，他们试图和我们交朋友——为了套取情报，为了谋求好处，为了让我们对‘被压迫的’德国人民产生同情，试图离间我们，或者仅仅是为了找到机会，在我们盟军士兵背后捅上一刀。”

说到士兵，我们不妨回顾一下纳粹手册，其中还提到，在去纳粹化过程中，不仅是在苏联控制区，在美国控制区也经常发生对德国平民的随意殴打和强奸现象。正如一位德国教授指出的那样：“这些袭击在马尔堡的平民中早已臭名昭著；没有人敢在晚上出门，人们感觉自己完全暴露在毫无差别的暴行中，无从保护。”

《柏林的女人》剧照。影片描写了二战尾声苏军攻入柏林，躲在掩体下的德国民众在步枪的威慑下乖乖走出地面，男人的犯下的罪孽转嫁到女人的身上。无数妇女被强奸。© 豆瓣电影

但总体而言，为了改变那些曾经相信纳粹意识形态的德国民众的思维方式，整体策略就是展示纳粹犯下的暴行，并试图让每一个德国公民都感到自己有责任。

回到审判那些直接参与纳粹政权的人、并让他们摆脱社会上任何显赫的地位，这一过程的目标早在1945年7月就已被确立，尽管相关审判直到1957年仍在继续，但到1948年4月为止，那几百万名持有纳粹党证的成员中的绝大多数已经受到审核和制裁。

但以上只是高层层面的内容。实际上这一切是如何完成的？而又是如何如此迅速地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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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从德国社会结构中清除国家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计划早在欧洲战事结束之前就已经设想完成。事实上，“去纳粹化”（denazification）这个词本身，就是由美国五角大楼在1943年提出的，当时他们开始思考战后德国的法律体系应当是什么样的。而早在1944年8月，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就在备忘录中写道，盟军应当“明确告诉德国人，他们参与了一场‘非法的阴谋’”。

这种观点在1945年2月罗斯福与温斯顿·丘吉尔、约瑟夫·斯大林于雅尔塔会议上的正式会面中得到了进一步确认。那次会议上，这三位领导人明确指出，去纳粹化应被视为一项战略性的战争目标。更准确地说，就是要将“一切纳粹和军国主义影响从公共职务、文化和经济生活中清除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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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帝国于1945年5月8日投降，而去纳粹化的推动也在1945年8月的《波茨坦协议》中再次被重申。当时，西方盟军已经拟定了一份包含17.8万名需逮捕的纳粹分子名单，而苏联方面则已将6.7万名第三帝国官员拘禁了起来。

如此庞大的任务显然不能随意推进。盟军占领军必须明确去纳粹化的目标与执行范围，以及针对不同纳粹违法者的分类与对应惩罚措施。

根据1945年7月美国国务院的一份备忘录，去纳粹化计划的目标包括：

·逮捕纳粹领导人、支持者以及其他任何对盟军占领或其目标构成威胁的人；

·将所有不仅是“名义上参与”的纳粹党员排除出公共职务及私营企业中的要职；

·废除一切纳粹法律与法令；

·解散纳粹党及其所有附属组织，并防止它们死灰复燃。这也与以下措施密切相关：

·清除所有与纳粹宣传密切相关的象征物，例如标志、旗帜和颂歌；

·最后，将纳粹意识形态彻底剔除出德国的信息服务系统、教育体系及宗教领域。

在明确了去纳粹化的内容后，盟军还必须界定如何实施。盟军管制委员会直到1946年1月才达成一致，并发布了第24号指令，其中包含协调行动的指导方针——不过，正如我们稍后将看到的，实际执行过程远远称不上“协调一致”。

在德国被划分为四个占领区后，盟军在各自区域中设立了临时性的去纳粹化委员会和法庭，这些组织由经过审查的当地人员组成，如工会领袖、法官及反纳粹人士。各委员会和法庭的裁决依据是由盟军军事政府公共安全部草拟的一份长达131项的问题问卷。

1946年，在柏林施特格利茨区（Steglitz）提交去纳粹化调查问卷。© National Archives in Washington, D.C

这份问卷被称为“Fragebogen”，在德语中即“问卷”的意思。

被审查者必须对自己的教育背景、职业培训、就业和兵役经历等内容提供准确而详细的回答。另外，填写“问卷”的人还需列出自1931年1月以来的收入和财产来源，以及自1923年以来自己发表的所有著作与演讲。

但最重要的是，他们必须全面说明自己在国家社会主义党或任何附属组织中的成员身份与角色。

在美国占领区，填写并签署的问卷将由去纳粹化法庭、美国反情报局（Counter Intelligence Corps）及军事政府公共安全部的特别分支部门联合审查。这些机构会将问卷中的回答与警方档案、公务员记录及纳粹党的档案资料进行交叉核查。

核查的目的并不是要识别所有在任何时候曾加入纳粹党或其附属组织的德国公民，因为这样做几乎不可能有多少例外。事实上，盟军军事政府同意，对“那些仅名义上加入纳粹党、只是为了保住生计或为了避免被送进集中营而被迫加入者”，将予以豁免，不实施制裁。

1945年，德国科隆被焚毁的纳粹旗帜。© National Archives in Washington, D.C

这一过程的重点在于判断接受审查的个体是否不只是名义上支持纳粹政权，是否实际参与了战争罪和反人类罪的实施，或是否对盟军占领及民主重建构成威胁。

基于这些因素，被审查者会被划分为如下类别：

“重大罪犯”：将被判处终身监禁，甚至死刑。

“二级罪犯”：包括积极分子、军国主义者以及那些从德国侵略战争中获利者，可面临最高十年监禁。

“轻度罪犯”：这一类界定较模糊，将被处以最长三年的缓刑期。

普通追随者或支持希特勒政权者，若未担任具体职务，可能会被罚款或置于监督之下。

“无罪者”：将不受到任何制裁。

依据此分类，从“轻度罪犯”及以上者都被认为对纳粹党的活动有超出名义上的参与。因此，除上述制裁外，他们还会被强制解除职务，不论是军官还是公职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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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现在我们已经介绍了德国去纳粹化在理论上应如何开展。那么，它在实际中是如何执行的呢？

在美国控制区，军事当局一开始行动迅速，预先将40万德国人关进了拘留营，此时这些人甚至还未填写那份131项的问题问卷。但当法庭和委员会开始依法推进程序时，人们很快意识到，要从基层党员中区分出轻度或重度罪犯，绝非易事……

1946年，两名士兵在柏林文献中心查看文件。© AlliiertenMuseum

美国军方掌握了非常详尽的档案资料——纳粹党无疑在档案整理方面做得极为出色。驻慕尼黑的占领部队甚至找到了纳粹党的完整成员登记册，共计1200万持有党证的成员。但正如厄尔·F·齐姆克（Earl F. Ziemke）在为美国陆军军事历史中心撰写的报告中指出的那样：“正是去纳粹化过程的灰色边缘地带，使得军政府难以界定谁是纳粹、什么是纳粹。”

占领军仍然必须从这1200万人中筛选出人性最黑暗的一面。但事实证明，这些纳粹党员中有许多“受过良好训练、经验丰富、精力充沛、和善可亲，政治记录也不坏”。

据齐姆克记载，美军士兵发现这些接受审查者总体上是“令人惊讶的好人”，这使得去纳粹化的执行更加困难。一位美军高级军官评论道：“如果所有纳粹分子都极其粗鲁、令人讨厌，那么去纳粹化将轻而易举。”

另一方面，那些不是正式党员的德国人中，有些属于有胆量拒绝纳粹意识形态的人；而另一些则是曾申请入党却被拒之门外者。有趣的是，前者也往往不愿与盟军合作，而后者显然也难称为理想的社会成员。

这正是问题所在：去纳粹化听起来很好，但盟军同时还要尽快从废墟中重建德国社会。正如齐姆克所言，如果他们把哪怕与纳粹稍有关联的人一律清除，“那么他们将不得不依靠一群老年人来治理国家，直到下一代长大成人为止。在20至50岁之间政治立场可以接受、且有能力的人实在太少了。”

所以，这是第一个难题。

第二个难题是，这整个项目需要庞大的官僚体系来支撑，而盟军根本无法承受。在美国占领区，委员会和法庭需要审查多达1000万份问卷。尽管他们征用了本地人员来负责这些法庭，但即使如此，受过训练的人手依然极度短缺。而即便是愿意参与的德国人，也不愿对同胞施以严厉制裁。

1945年9月10日，曾任奥斯维辛-比克瑙集中营和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指挥官约瑟夫·克雷默 (Josef Kramer) 及其43名同伙在吕讷堡法庭的被告席上受审。© Imperial War Museums

第三个难题是，被告们找到了便捷的脱身方式：他们可以轻易获得来自牧师，甚至只是朋友和邻居的签名并宣誓的证词，证明他们只是普通党员，或者干脆应该被无罪释放。自然而然地，一种“证词产业”迅速兴起，专门兜售这些“洗白证明”。这些证词后来被民间戏称为“Persilscheine”，即以知名洗衣粉品牌“Persil”命名的“洁白许可证”——意思是能让被告的名声变得“洁白如新”！

最终，美国当局无法应对去纳粹化相关的繁文缛节，而且随着美苏之间的紧张加剧，他们也在某种程度上转移了关注重点，尤其更加专注于德国经济的快速恢复，而不再那么关注确保每个人都为自己的罪行付出代价或不能再担任重要职位。这种“路线反转”在战后日本也发生过。随着这一政策转变，1946年3月5日，美国方面正式将去纳粹化相关职责移交给了重组后的德国当局，英国方面几个月前也已采取了类似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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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英法控制区，当地的军事政府采取了更为务实的方式。英法都优先考虑地方行政效率和经济恢复，以尽快应对住房与粮食短缺问题。因此，他们在是否允许前纳粹高官担任或恢复要职方面更加宽松。法国方面尤其宽松，甚至允许其他占领区的纳粹分子迁往法占区重新就业，毫无阻碍。

举例来说，由于纳粹曾任命许多思想符合其意识形态的人担任教师，战后全国约四分之三的教师被立即解雇……但在法国占领区，绝大多数随后又被迅速重新雇佣、恢复职务。这一情况在法国区的大多数行业都得到了体现。最终，法国方面在整个占领区仅将13人定为“重大罪犯”。

德国前总理库尔特·格奥尔格·基辛格 （Kurt Georg Kiesinger，右）曾是纳粹党成员。© Imperial War Museums

最后来看苏联占领区，表面上看，从纳粹人事和意识形态的清除似乎比西方盟国更为彻底。事实上，去纳粹化与东德的“苏维埃化”同步推进，涵盖了广泛的土地改革和工业国有化。同时，与西方盟国试图在纳粹官员之外寻求多元政治代表不同，苏联倾向于扶持德国共产党（KPD），后来是统一社会党（SED）。

然而，历史学家蒂莫西·R·沃格特（Timothy R.Vogt）指出，苏联占领区的去纳粹化远没有表面看起来那么彻底。得益于德国共产党的配合，苏联当局将大部分去纳粹化工作交由德国人自己处理，以“反纳粹委员会”与新成立的省级政府为主。这些组织执行措施不一，面对地方阻力时容易妥协。

此外，他们似乎普遍奉行这样一种原则：只要前纳粹愿意重新包装成共产党人，他们就不会被清除出公共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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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一切可以看出，早在1948年，人们就已认识到德国的去纳粹化并未达到预期的社会重建效果。那年12月，国际关系学者、纽伦堡审判中美国代表团成员约翰·H·赫尔茨（John H. Herz）发表了一篇文章，标题即为《德国去纳粹化的惨败》（The Fiasco of Denazification in Germany）。

赫尔茨主要关注美国占领区，他指出，许多审判经常受到纳粹同情者的恐吓干扰。即使没有恐吓，检察官也多依赖问卷答案提出起诉，却不核实答案的真实性。因此，大多数被告最终仅被归为“追随者”。

此外，自1946年3月去纳粹化工作移交给德国当局后，当年8月和12月他们分别发布了两项大赦，豁免了希特勒青年团成员、低收入者和残障人士。赫尔茨指出，这些大赦甚至让战争罪犯得以逃脱审判。

《黑变白，或自动去纳粹化》，出自马克斯·拉德勒（Max Radler）的漫画（1946年）。© German History in Documents and Images

他还揭示了一个重大的程序性漏洞。

直到1947年10月，去纳粹化流程每月可审查约5万人，数量不容小觑。但法庭优先处理那些问卷中被归类为“追随者”的人。当法庭终于处理到“罪犯”类别时，一项新立法允许检察官将这些人重新划归为“追随者”——党卫军成员除外。

这一重新分类本应需盟军军事政府批准，但1948年1月，一项“加速程序”的出台取消了这一步骤。从此，所有“罪犯”都可以一律盖章为“追随者”。

1948年3月，标准进一步放宽，连党卫军及其他纳粹犯罪组织成员也几乎全部被取消例外条款。从此，只有被列为“重大罪犯”的人可能面临重大惩罚，其余人皆被视为“追随者”，缴纳罚金后即可自由离开。

至于总体数据，大约有1275.3万名德国人原本需要接受去纳粹化程序审查。超过900万人被认定为“无需追究”。剩下的320.9万人在1948年4月底前完成了处理。而其中有230多万人在未接受审判的情况下获得了大赦。

这留下了83.6万人进入审判程序——仅占总数的6.5%。其中超过三分之一被免罪，超过一半被归类为“追随者”。

剩余人员中，10.7%被归为“轻度罪犯”，2.1%为“二级罪犯”，而只有0.1%被判为“重大罪犯”——也就是从最初近1300万人中，仅836人。而即便是被判为任何程度“罪犯”的人，大多数也只受到宽松的制裁，如社区服务、罚金，或缩短的监禁期。

1948年英国占领区瓦滕沙伊德（Wattenscheid）出具的去纳粹化证明书。© Imperial War Museums

赫尔茨接着整理了若干宽大处理的例子，我们仅列举其中几项：

一位积极的宣传者和反犹著作的出版者被定为“追随者”，仅被罚款50马克。

波恩大学的一位院长，曾是党卫队及其情报机构保安局（SD）的活跃成员，被无罪释放。

一位盖世太保的高层成员被认定为“追随者”，仅被处以轻微罚款。

另一位盖世太保成员，在富尔达镇担任站长，也被定为“追随者”。

至于曾负责臭名昭著的“水晶之夜”的纽伦堡副警察局长？也是“追随者”，仅被罚款800马克！

一位执行对“不受欢迎者”进行强制绝育法案的医生……你猜得没错：也是“追随者”！请交500马克离开吧！

最后，一位航空工程师和实业家，靠强迫劳工赚了3600万马克的巨额财富……你应该已经猜到了。他最终被罚款2000马克。

进入1940年代末期，所有占领区的态度从宽大转向大赦与整合。新成立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西德）的第一任总理康拉德·阿登纳（Konrad Adenauer）是这一策略的主要推动者。他在1949年9月当选后，提倡西德应与西欧建立紧密关系，以对抗共产主义阵营。这一战略也包括将纳粹旧部整合进新共和国，以便国家得以前行。

为此，1951年5月，阿登纳政府通过了第一部大赦法案，使大约15万名此前因盟军去纳粹化而被解除职务的官员和公务员得以重新上岗。次年，总理向议会报告称，德国外交官中有三分之二实际上是前纳粹分子。武装部队、安全机构乃至私营部门同样充斥着前第三帝国的人员。

1945年5月12日，特里尔（Trier），工人们正在拆除前“阿道夫·希特勒大街”的标牌。© wikipedia

英国驻德高级专员艾文·柯克帕特里克爵士（Sir Ivone Kirkpatrick）评论道：“无论我去到哪里，总会遇到希特勒帝国的幽灵，那些曾在行政机构、工业界或社会高位的人物。他们要么退休，要么在银行、商业或工业界任职。”

尽管有大赦，阿登纳政权也采取了一些反向措施。例如，1952年8月，他的内阁取缔了新纳粹主义的“社会主义帝国党”（Socialist Reich Party）。9月，他同意向以色列支付30亿德国马克的赔偿，相当于今天的83亿美元。

但阿登纳的意图终究是要让国家摆脱过去，因此在1954年，他的政府通过了第二部大赦法案，这次约有40万德国人受益。

阿登纳的国务秘书汉斯·格洛布克（Hans Globke）曾在起草反犹太主义的《纽伦堡种族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wikipedia

奥地利也实行了类似的去纳粹化程序，最终也以全面大赦收尾。在英语世界的去纳粹化叙述中，奥地利常常被忽略，但我们不应忘记，奥地利在二战前就已并入第三帝国，奥地利公民也积极加入国防军、党卫队和纳粹党，因此战后同样被盟军占领。

奥地利的去纳粹化进程由四个占领国——英国、法国、美国和苏联联合领导，并与奥地利本地的三个政党合作：社会民主党、奥地利人民党与共产党。

据历史学家迪特·施蒂费尔（Dieter Stiefel）称，奥地利的去纳粹化可分为五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军事安全阶段”，自1945年4月至6月，这一阶段四个占领国协调合作，关押了一批知名党卫军和纳粹党员。这些潜在危险分子依据盟军高级专员整理的“黑名单”被追捕并拘押。

第二阶段是1945年6月至1946年2月的“自主去纳粹化”时期，四国和奥地利政府各自独立执行去纳粹化措施，导致政策措施互相矛盾。例如，美国占领区使用了一份七页的问卷（类似“问卷表”）；英法两国也使用它，但只是部分采用，而苏联完全放弃使用。实际上，苏联在其占领区相对宽松，将去纳粹化任务委托给当地政府，仅在认定某人曾在苏联领土上犯有战争罪，或需要挖走某位有前途的科学家时才亲自干预。稍后会有更多关于这一点的内容。

1946年2月，盟军将所有去纳粹化工作移交给奥地利政府，进入第三阶段：“本土化”去纳粹化。地方政府根据三项新法律开展工作：《禁令法》、《经济清洗法》和《战争罪法》。

苏联士兵在奥地利拆除纳粹标志。© Voennyi Albom

为执行这些法律，政府设立了特别的“人民法庭”，由两名职业法官和三名由公众提名的平民法官组成。这些法庭拥有直接裁判权，不允许上诉。然而，盟军注意到奥地利司法系统推行进度缓慢，并施压要求加快程序。

1947年2月，政府颁布了新的《国家社会主义法》，以彻底清除旧帝国的残余，开启了第四阶段。

不过这一阶段持续时间不到一年。第五阶段，从1948年到1957年，被称为“大赦时期”。第一次大赦适用于所谓的“Minderbelastete”，可译作“罪责较轻者”或“次要罪犯”。这项大赦适用于90%的奥地利国家社会主义党登记党员。

纳粹德国战败后，德国平民被迫参观集中营，有时甚至被命令挖掘纳粹受害者的万人坑。© wikipedia

这项“罪责较轻者大赦”实际上终结了奥地利社会所有主要的去纳粹化尝试。也不令人意外：就如同分裂的德国一样，冷战爆发后，各占领国开始致力于将本地政府纳入其势力范围。不过奥地利的人民法庭仍持续运作至1955年12月。在此期间，这些法庭共判处13,607人有罪。但随着占领军撤离，新的宪法法律废除了人民法庭，将其职责移交给普通陪审团法院。

去纳粹化审判在1956至1957年间继续进行，但力度大幅减弱：两年间，奥地利法院总共作出39项裁决，其中仅18项为有罪判决。随着去纳粹化的热情逐渐消退，奥地利议会在1957年通过了最后一项大赦。

除了大赦之外，数百名前纳粹官员凭借其军事、科学或技术专长完全逃脱了任何形式的制裁，这已不是什么秘密。他们被认为对盟军太有用了！在盟军国家，历史似乎将这种行为描绘得完全可以接受，但当其他国家，例如阿根廷，也基本上采取了同样的措施时，却因各种原因而遭到了更严重的诋毁。这似乎被历史视为完全可以接受的行为，而阿根廷等国做同样的事情时，却往往被更加谴责。

至于美国，根据“美国纳粹战犯记录跨机构工作组”的说法，早在1945年5月10日，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就建议驻欧美军司令艾森豪威尔将军可以在逮捕战犯方面“酌情处理”：

“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判断，出于情报或其他军事原因，做出你认为适当的例外。”

在1945年夏天，美国陆军反情报局和战略情报局（OSS）确实雇佣了一些前德国军官作为线人——当时的需要是找出更危险的纳粹战犯，或压制反盟军抵抗活动。但随着铁幕拉开，美英等西方盟军情报部门开始利用德国军官提供关于苏联军事战略、装备和战术的情报。

赖因哈德·盖伦（1902-1979）。© wikipedia

为此，反情报局与赖因哈德·盖伦（Reinhard Gehlen）中将密切合作，他曾是纳粹东线情报机构的负责人，该机构始于1938年，专门收集关于苏联的情报。但反情报局也招募了更多有犯罪背景的人员，比如以“里昂屠夫”著称的党卫队军官克劳斯·巴比（Klaus Barbie）。

1944年，身着陆军士官制服的德国党卫军军官克劳斯·巴比。© Gabriel Hackett/Getty Images

“屠夫”巴比和其他战犯最终在反情报局、战略情报局以及其他盟军情报机构的协助下被保护并秘密送出欧洲。更多前纳粹和党卫队成员则通过阿根廷情报部门甚至梵蒂冈设立的“鼠线”逃脱。

不过，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并不仅仅对苏联感兴趣，他们更想在技术上领先。早在1945年7月，他们就明确批准了一项计划，要利用“我们希望继续利用其知识生产力的少数杰出头脑”。这些“杰出头脑”就是350名德国和奥地利科学家与技术人员，立即通过“遮盖行动”（Operation Overcast）被带往美国。

被带到美国的104名纳粹德国火箭专家，摄于德州布利斯堡（Fort Bliss）。© wikipedia

到1946年，美国国防部联合情报目标局（JIOA）寻求扩展“遮盖行动”，再招募1000名前敌国科学家，并授予他们美国国籍。这一计划较为复杂，因为其中不少人曾是纳粹党的高层成员。其中一位，“火箭科学家”沃纳·冯·布劳恩（Wernher von Braun），甚至是党卫队成员。此计划需要总统批准。

1946年9月，杜鲁门总统批准了，但坚持只有“名义上的”纳粹党员才能参与。所谓“名义上的”纳粹指的是那些因生计所迫或受到胁迫而加入纳粹党，但未积极支持纳粹政权的人员。扩展后的计划被命名为“回形针行动”（Paperclip）。1947年初，由司法部与国务院组成的小组开始审查这些科学家的档案，这些档案均基于美国情报机构的调查结果。

最初，一些申请人因被认定有潜在威胁而遭拒绝。这令联合情报目标局不满。根据“美国纳粹战犯记录跨机构工作组”的报告，他们命令欧洲的美方情报部门修改这些科学家的档案，以便他们能顺利通过审查。最终，从1945年到1955年，“遮盖”和“回形针”两项行动共将765名科学家、工程师和技术专家安置至美国。据跨机构工作组估计，其中约80%是纳粹党员。

至于苏联，也有自己的“回形针”版本，即“奥索阿维亚希姆行动”（Operation Osoaviakhim），强制迁移了2500多名德国科学家至苏联。

不过，这个名称其实相当具有误导性。“Osoaviakhim”这个词是一个缩写，代表“苏联国防和航空化学建设援助协会联合会”（Union of Societies for Assistance to Defense and Aviation-Chemical Construction of the USSR）。这原本是一个创建于1927年的准军事兼体育组织，与苏联版“回形针行动”完全无关。但据说是德国电台在1946年错误地使用了这个词来指代当时的“人才外流”，美国情报机构随后也采纳了这个术语。

这一计划始于1946年4月，当时苏联航空工业部长米哈伊尔·赫鲁尼切夫（Mikhail Khrunichev）下达命令，要求将德国的航空及引擎工业转移出去。接着，苏联内务部（MVD）于同年5月13日发布了一项决议，要求在当年年底前转移2000名“德国专家”。

这些专家可不是什么普通的技术人员。苏联占领区内设有多个机构，聚集了众多从事航空与火箭工程的科学家与技术人员。苏联最初在此设立了如“诺德豪森研究所”（Nordhausen Institute）、“柏林研究所”（Berlin Institute）等机构，以延续纳粹时期精英科学家们所从事的项目。例如，“诺德豪森研究所”便由曾与冯·布劳恩合作参与V-2火箭计划的赫尔穆特·格勒特鲁普（Helmut Gröttrup）领导。

赫尔穆特·格勒特鲁普讲解火箭的基本原理（1958年）。他于1953年从苏联返回德国。© wikipedia

但由于盟军在波茨坦会议上签署的协议禁止在德国本土发展武器项目，莫斯科方面计划将这些研究项目迁往他处。

根据1946年5月苏联内务部的决议，苏联军方开始动员数百名从事原子能研究、电子、导航设备、火箭、喷气发动机乃至彩色电视技术的专家。

1946年10月22日，“奥索阿维亚希姆行动”正式展开，由日后担任克格勃主席的伊万·谢罗夫（Ivan Serov）领导。白天，谢罗夫安排了92列货运列车，将所需设备运往苏联。夜间，苏军与内务部警察突然出动，逮捕了这些德国科学家及其家属，总人数达6500人。

在明确表示“配合苏维埃政府的要求会让你们的生活更好……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后，这些人被提供了正规合同，其薪资水平甚至高于本国同行作为额外奖励。可想而知，只有极少数德国科学家拒绝与莫斯科合作，而这些人随后被关押在名为“沙拉什卡”（Sharashka）的古拉格特别劳改营中。

自1950年起，这些“奥索阿维亚希姆行动”的科学家逐步获准返德。大部分人在1953年斯大林去世后离开。

回到本文开头提出的问题：德国和奥地利在战后究竟是如何能这么快完成“非纳粹化”的？尤其考虑到纳粹主义曾深植于这两个社会的每一个角落。

总结来说，一方面可以非常简化地说：两个国家都急需快速前进，以重建经济、应对冷战带来的政治挑战。因此所有人都被激励去“翻篇”，也确实这么做了。同时，纳粹在战争中犯下的极端暴行也促使不少原本接受其思想的人开始反思自己的信念体系。

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带着某种讽刺的眼光指出：之所以这个过程进行得如此迅速，是因为它在很大程度上失败了。要彻底清洗一个如此渗透社会各层面的体制，在后勤上是个巨大的挑战，而盟军和本地机构到了一定程度上既缺乏准备，也缺乏动力去真正完成这个目标。纳粹党已成历史。苏联成了新威胁。西德——就像日本一样——必须强大起来以抵御这一威胁。而要推动这一目标，前纳粹高层以及日本的许多精英人物，与其坐牢或被处决，不如继续留在他们最擅长的位置上为新体制服务。

文/Arnaldo Teodorani

译/tamiya2

校对/tim

原文/www.todayifoundout.com/index.php/2024/07/how-did-germany-denazify-so-quickly-after-ww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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