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tflix 推出的犯罪剧集《悬案解码》，由《后翼弃兵》的编剧兼导演斯科特·弗兰克操刀，看似讲述破案，实则描摹的是“难搞之人”的肖像。剧中反英雄人物、爱丁堡警探卡尔·默克，在遭枪击负伤后刚刚重返岗位——而他中枪前一秒，正在痛斥一位年轻警员，后者最终不幸殉职。执法记录仪拍下的画面，加上卡尔一贯暴躁的恶名，让他的归队并不受欢迎。

首集还引入了检察官梅里特·林加德，一位同样难以相处的人物。她在审问一名疑似杀妻的嫌疑人时，咄咄逼人的风格惹怒了同僚。“你太过火了，”她的上司警告说。卡尔的领导们对他咄咄逼人的办案方式，也有着类似的担忧。

这两个“坏脾气的好人”交织出极具张力的设定。他们执着于正义，却也因此变得孤僻、愤世嫉俗。遗憾的是，剧集在多重反转的剧情推进中，削弱了对梅里特这一角色的视角展开——她的复杂性未能得到应有的描写。弗兰克将重心更多地放在了卡尔这条主线，虽不免令人失望，但从长远看却可能成就一部经久不衰的侦探系列剧。毕竟，卡尔这样的角色，比此类剧集常见的“疲软男主”丰富得多，也更具延展潜力。

由一位专演英伦剧的老牌男演员饰演，卡尔这个角色一边吐槽着他所“寄人篱下”的苏格兰，一边展现出一种透明可见的自我防御型傲慢——既叫人着迷，又实在让人难以忍受。心理治疗师欧文医生（一个语带讽刺的角色）在他重返警队所必须接受的心理评估中评价道：“你的档案整体主题，好像就是‘优越感爆棚’。”卡尔冷冷回应：“不是我觉得自己多了不起，只是别人太让人失望了。”

渐渐地，观众会意识到，这种态度不过是他压抑内疚的一种方式——不仅是对那位被他怒斥后殉职的年轻警员，更是对他那位仍在医院昏迷的搭档——高级警官詹姆斯·哈迪——在那次三人皆中枪的事件中遭受重创的负罪感。几乎所有人都在暗示：卡尔必须为这一切负责。

如果是那种模板化的侦探剧，剧情现在就该让卡尔单枪匹马去追查神秘枪手——毕竟，那起枪击发生在他们接到一起“关怀探访”任务刚抵现场不久，而屋内就发现了一具尸体。但斯科特·弗兰克却反其道而行之。他不仅亲自执笔全季九集，还亲自执导了其中六集，刻意将这条主线“冷处理”。

本季的重心，放在卡尔的新任务上：负责创建“Q科”——一个专门翻旧账查悬案的小组。这个部门的设立，并不是为了正义，而是上级拍脑袋想出的公关项目，方便拿来喂播客、造声量。卡尔的直属领导莫伊拉，是个脸上永远写着“别惹我”的女警，对卡尔厌恶至极。她本就为人手不足而焦头烂额，如今还被迫分出资源去“挖坟”，心中怨气更重。于是，她随手甩给卡尔一箱泛黄的旧案卷，把他打发到大楼地下室那间曾是淋浴间的昏暗空间安顿下来，还把本该属于Q科的预算拿去给其他科室更新了电脑。

虽然莫伊拉并不热衷于提供协助，但正在康复期的哈迪反正无事可做，便开始帮着翻案卷、理证据，Q科总算东拼西凑地凑出了一支小队。警员罗斯·迪克森，自从车祸之后就只能坐办公室。虽说和卡尔共事并不愉快，但这次机会让她得以重新回到一线调查现场。她的亲和力和沟通技巧，往往能拉拢下那些被卡尔气走的关键证人。

另一位加入者是来自IT部门的阿克拉姆·萨利姆，一位叙利亚难民，一直缠着莫伊拉，希望能真正加入警队。他自称在本国有相关经验。和卡尔一样，阿克拉姆也常常“越线”，但他不是因为情绪，而是出于实用主义。当卡尔半开玩笑地问他：“你以前在那边，是站在好人这边，还是坏人那边？”阿克拉姆淡淡地答：“等你真分得清谁好谁坏的时候，记得告诉我。”

这种道德上的不确定感，贯穿整部剧：为了达成“好结果”，警探们做出的“坏决定”该不该被谅解？而他们所体现的偏执与操控，又究竟是出于个体缺陷，还是体制本身就逼人如此？《悬案解码》并不给观众“正确答案”。随着首个失踪案变得愈发复杂，剧情拒绝灌鸡汤，也不玩说教。这点，在当下那些非黑即白、语气八股的犯罪剧里，倒成了种难得的清醒。

当然，编剧弗兰克并非毫无遗憾。他显然对梅里特这个角色兴趣不大，但却花了大量篇幅去为其他几位核心人物搭建长线关系——显然是为后续多季布局。而他对卡尔个人生活细节的遮遮掩掩，有时也令人觉得有些矫情。

尽管性格各异，卡尔、罗斯、阿克拉姆、哈迪，甚至莫伊拉，都被这份工作深深地刻下了伤痕——他们每天面对的，不只是他人的创伤，还有制度性的冷漠与崩塌。在一次罕见的敞开心扉中，卡尔低声说：“我像是分裂成了两个人：一个沉浸在人性最可怕的一面，另一个拼命装出‘正常’的模样。我只能这么活。”

弗兰克选择不掩盖这种认知分裂，而是让它成为全剧的心理核心。剧中罪犯的癫狂和警探们表面“正常”的工作节奏之间，那种调性上的错位，反而强化了现实世界与心理地狱并存的荒谬感。

正如《后翼弃兵》最终并不只是关于国际象棋，《悬案解码》也不只是破案与制度批判那么简单。虽然首季的深度尚不及前者，但它已经搭起了一座可以长期耕耘的舞台——每一个尘封的卷宗，都是一次人性与体制的正面交锋。

By Judy Ber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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