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小玉

编辑|小玉

建兴十二年秋，五丈原上一代名相星落。诸葛亮病逝后，蜀汉各地百姓纷纷请求为其立庙祭祀，然而后主刘禅却两次拒绝..

我们拨开层层迷雾，仔细审视史料记载时，会发现一个截然不同的故事——这不是怨恨，而是政治智慧的体现。

五丈原星落，君臣情深现真章

建兴十二年，54岁的诸葛亮率大军经过三年劝农讲武的准备，第五次北伐曹魏。此次北伐，他出斜谷道，据武功五丈原，屯田于渭滨。针对前几次北伐因运粮不继而功败垂成的教训，诸葛亮特地在渭、滨一带屯田生产粮食，计划长期驻扎与魏军对峙。

司马懿深谙持久战之道，率魏军背水筑营，坚守不出。两军相峙百余日，诸葛亮虽多次派人挑战，但司马懿始终按兵不动。在这种紧张对峙中，诸葛亮的身体状况急剧恶化。司马懿曾派人暗中观察，得知诸葛亮"早起晚睡，凡是二十杖以上的责罚，都亲自披阅；所吃的饭食不到几升"，由此判断其时日无多。

八月，诸葛亮终因积劳成疾，病逝于五丈原军中，享年54岁。临终前，他按照既定部署安排杨仪、费祎统领各军撤退，魏延、姜维负责断后。一代名相就此陨落，震撼朝野。

刘禅得知噩耗后的真实反应

诸葛亮病逝的消息传到成都后，28岁的刘禅表现出了超出许多人预期的悲痛与冷静。史载刘禅得知消息后悲伤至极，哭倒于龙床上，同时立即下诏令成都城内实行宵禁，全城进入紧急状态。这种在极度悲伤中仍能保持政治敏感性的反应，显示出刘禅具备基本的政治素养。

刘禅随即追谥诸葛亮为忠武侯，为其素服发哀三日。当诸葛亮的灵位从前线送回成都时，刘禅亲率文武百官出城二十里相迎，以最高规格的礼仪迎接这位为国捐躯的丞相。这些举措充分体现了刘禅对诸葛亮的尊敬和感激之情。

处死李邈事件揭示真实态度

诸葛亮死后，朝中出现了不同的声音。一个名叫李邈的官员竟然向刘禅上奏，以历史上威胁汉室的权臣吕禄、霍光作比，暗示诸葛亮权势过强，甚至让皇帝都要畏惧，导致国内奸邪萌生。李邈在奏疏中表示，自己也常常在诸葛亮的威势下胆战心惊，现在诸葛亮死了正是时候，"宗族得全"，"大小为庆"。

面对这样诋毁诸葛亮的奏疏，刘禅表现出极大愤怒，立即将李邈下狱处死。这一果断行动充分说明了刘禅对诸葛亮的真实感情绝非表面文章，而是发自内心的尊敬。值得注意的是，当时朝中持有类似李邈观点的并非少数，李严、廖立、来敏、魏延等人都对诸葛亮专权颇有微词，只是诸葛亮在世时迫于其权威不敢直言。在这种复杂政治环境下，刘禅坚决处死李邈，更加凸显出他维护诸葛亮声誉的坚定态度。

第一次立庙请求遭拒的礼制因素

诸葛亮死后不久，蜀汉各地官员和百姓纷纷上书，请求为这位功勋卓著的丞相立庙祭祀。然而，朝廷以"违背礼制"为由拒绝了这一请求。朝议认为此举不符合传统礼制规范。

汉代礼制体系中，立庙祭祀有着严格的等级划分。按照传统规定，只有皇帝和诸侯王才能享有立庙的殊荣，即便功劳再大的臣子，也不能违背这一根本原则。从严格意义上讲，刘禅拒绝为诸葛亮立庙确实遵循了汉代的礼制传统。这一决定经过朝廷集体讨论，当时的朝臣们普遍认为此举有违礼制。在等级森严的古代社会，礼制往往具有超越个人情感的权威性。

政治权力的重新分配与制衡

诸葛亮死后，刘禅做出了一个意义深远的决定：不再设置丞相职位。这一举措体现了刘禅高超的政治智慧和对权力制衡的深刻理解。

刘禅将原本集中在丞相手中的权力进行分散：政事改由尚书令掌握，军权则以大司马掌军事行政，大将军为最高军事统帅。这种分权制衡的设计，有效防止了权臣再次专政的可能性。具体而言，刘禅任命蒋琬为尚书令，总理国家政事，同时任命左将军吴懿为车骑将军，假节镇守汉中。

这种权力分配体现了刘禅的政治成熟度。他既要维护诸葛亮生前制定的基本国策，又要防止权力过度集中于一人之手，通过制度化安排实现了政权的平稳过渡。这种做法不是对诸葛亮的否定，而是对政治风险的预防。

虽然官方拒绝立庙，但民间对诸葛亮的怀念之情无法阻挡。各地百姓在重要节日时自发在道路上祭祀诸葛亮，形成了广泛的民间祭祀活动。这种现象说明诸葛亮在民间享有巨大威望和深厚感情基础，同时也从侧面反映出刘禅拒绝立庙确实面临着巨大的民意压力。

民间的自发祭祀活动为后来的正式立庙奠定了社会基础。这种"民心所向"的力量最终推动了政策的调整和改变，体现了民意在政治决策中的重要作用。

重用诸葛瞻彻底驳斥"怨恨论"

判断刘禅是否对诸葛亮怀有怨恨，最直接的证据就是他对诸葛亮后人的态度。史实给出了明确答案：刘禅对诸葛氏后人极为优待。

诸葛亮死后，其子诸葛瞻年仅8岁。9年后，17岁的诸葛瞻不仅娶了刘禅的女儿成为皇室女婿，而且在短短6年内一路升迁至尚书仆射，加官军师将军。这种超常规的提拔速度在等级森严的古代社会几乎不可想象。如果刘禅真的对诸葛亮心怀怨恨，完全可以冷落甚至打压诸葛瞻，但他选择了相反的做法。

更值得注意的是，延熙五年后，刘禅继续支持姜维北伐，前后达11次之多。如果他真的反对诸葛亮的路线，完全可以停止北伐政策，与民休息。但他选择了坚持，说明他在政治理念上与诸葛亮保持了高度一致。这种对诸葛亮后人的厚待和对其政策的坚持，充分说明刘禅内心对诸葛亮的真实感情。

第二次立庙请求的政治考量

延熙年间，朝中再次有人提议为诸葛亮立庙。史载"言事者或以为可听立庙於成都者，后主不从"。这是第二次立庙请求，刘禅依然拒绝了。

这次请求特别提到了"立庙於成都"，即在都城立庙。成都作为蜀汉的政治中心，在此立庙的政治意义远远超过了单纯的祭祀功能。如果在都城为臣子立庙，可能会产生"反客为主"的效果，对皇权构成潜在威胁。刘禅的拒绝体现了他对政治风险的清醒认识，既要维护诸葛亮的声誉，又要防范可能的政治隐患。

政治手腕的展现

诸葛亮死后不到一年，刘禅连续处死了多位大臣。这些被处死的大臣，或者对诸葛亮生前的政策持反对态度，或者在诸葛亮死后试图颠覆既定方针。刘禅通过雷霆手段有效震慑了政敌，稳定了蜀汉的内部局势。

时势所迫，终圆立庙心愿

时间推进到景耀六年春季，距离诸葛亮去世已近30年。此时的蜀汉政权内忧外患，魏国大军压境，国势岌岌可危。在这个关键时刻，习隆、向充等大臣再次向刘禅建议为诸葛亮立庙。

这第三次建议的背景极为特殊。魏国司马昭正在调兵遣将，准备大举伐蜀。在这种危急时刻，为诸葛亮立庙不仅是对先贤的纪念，更是凝聚人心、激励士气的重要举措。面对国家存亡的关键时刻，刘禅终于同意了立庙的建议。

经过近30年的坚持，刘禅终于下诏"为亮立庙于沔阳"。他选择的地点不是成都，而是沔阳，这个决定体现了深思熟虑的政治考量。

选址沔阳的深层政治智慧

沔阳地处汉中，距离成都较远，但在军事和政治上都具有重要意义。汉中是蜀汉的北方门户，是诸葛亮多次北伐的出发地，在此立庙既合乎地理逻辑，又避免了在都城立庙可能带来的政治风险。

沔阳地区曾是诸葛亮屯田练兵的重要基地。在此立庙，既能纪念诸葛亮的功绩，又能激励驻守边疆的将士。这种选择体现了刘禅的政治智慧和全局观念。这座武侯祠成为全国最早建立的武侯祠，后来被称为"天下第一武侯祠"，标志着诸葛亮正式获得了官方的最高祭祀地位。

诸葛氏祖孙三代的忠义传承

立庙决定做出后不久，蜀汉就面临了生死存亡的考验。263年秋，魏国司马昭派遣钟会、邓艾分兵攻蜀。在这场决定国运的战争中，诸葛亮的后人用生命诠释了忠义传承。

诸葛瞻奉命领兵于涪拒敌，虽然初期击破了邓艾军的前锋，但由于战略失误，最终在绵竹之战中战死。与他一同战死的还有张飞的孙子张遵、黄权的儿子黄崇、李恢的侄子李球等人。诸葛瞻的儿子诸葛尚听说父亲战败，也冲进阵中殊死一战，年仅20岁便为国捐躯。祖孙三代为蜀汉殉国，这种忠义精神感动了无数后人。

这一历史事件成为刘禅与诸葛亮君臣关系的最终验证。如果刘禅真的对诸葛亮心怀怨恨，诸葛瞻不可能得到如此重用，更不可能培养出如此忠义的后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