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11月30日的华盛顿记者会上，杜鲁门一句“我们一直在积极考虑使用原子弹”如惊雷炸响。几小时内，欧洲各国大使馆的电话线被打爆。

伦敦的唐宁街内，百余名工党议员联名上书首相艾德礼；巴黎的咖啡馆里，法国民众举着报纸头条高呼“不要核战争”；日内瓦的外交官们面色惨白地交换着眼神。72小时后，英国首相艾德礼的专机已横跨大西洋，降落在华盛顿机场。

这场外交地震的震源在朝鲜半岛。当志愿军把“联合国军”从鸭绿江一路打回三八线时，号称手握数百枚原子弹的美国，为何最终没敢按下核按钮？

杜鲁门的核威胁话音未落，最先炸锅的竟是美国盟友。艾德礼抵达华盛顿时，怀里揣着英法两国领导人的共同立场：必须阻止战争扩大到中国。欧洲的恐惧源于切肤之痛。

苏联已在东欧部署重兵，一旦美国在亚洲投下原子弹，克里姆林宫完全可能用核弹回敬欧洲。伦敦市民更没忘记：美军B-29轰炸机部队就驻在英国本土，这些基地必然是苏联的首要核打击目标。

北约内部的反核声浪高涨到令白宫震惊。艾德礼当面警告杜鲁门：若使用原子弹，英国将退出朝鲜战争。面对最铁杆盟友的强硬，杜鲁门不得不在12月4日公开承诺“不使用原子弹”。

就在杜鲁门放狠话的同一年，苏联的原子弹试验场刚升起蘑菇云。斯大林手中的核弹虽不及美国多，但足够让纽约或芝加哥化为焦土。

更致命的是中苏军事同盟。1950年2月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如同一道核保护伞。若美军原子弹落在中国东北，莫斯科完全可能对驻日美军基地实施核报复。

五角大楼的推演显示：朝鲜冲突升级为美苏核大战的概率高达67%，这种代价远超朝鲜半岛的价值。

麦克阿瑟叫嚣用30-60枚原子弹建立“辐射带”时，参谋长联席会议却冷汗直流：苏联红军在符拉迪沃斯托克集结的潜艇部队，随时能切断美军补给线；斯大林在萨哈林岛的驻军更是直指日本咽喉。

当美军在关岛集结载有核弹的B-29机群时，志愿军的工兵镐正在朝鲜群山中叮当作响。为抵御可能的核打击，数十万官兵硬是在三八线附近的山脉中，凿出了总长超1250公里的地下长城。

这些坑道的顶部普遍厚达10-15米，核心工事甚至深埋50米岩层之下，每个坑道至少两个出口，兼具防化、防毒功能。

1952年8月，当新任联合国军司令克拉克再次挥舞核大棒时，志愿军代司令员邓华看着前线传回的坑道网照片，只平静地说了一句：“让他们来吧”。

朝鲜战争本质是内战，而美国若动用核武器，无异于对主权国家的恐怖袭击。二战结束刚五年，广岛长崎的创伤尚未愈合，全球反核情绪如火山喷发。印度等新独立国家集体发声谴责；连美国国内都爆发反战游行。

1953年艾森豪威尔当选总统后，曾想用战术核弹打破谈判僵局，甚至亲自圈定开城为目标。但斯大林突然去世使美苏关系意外缓和，加上中朝在战俘问题上让步，核打击计划最终在停战协议签署前72小时永久封存。

硝烟散去七十年后解密档案显示：美军在朝鲜至少六次启动核打击程序，9架装载实弹的B-29曾飞临冲绳待命。但地缘政治的锁链、志愿军的铁锹、以及罗布泊即将升起的蘑菇云（1964年中国首颗原子弹试爆成功），共同浇筑成一道不可逾越的核门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