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叙事从来不是对过去的客观复现，而是一种深刻的政治实践。斯特凡·贝格尔和克里斯·劳伦茨合著的《把过去民族化：作为现代欧洲民族建构者的历史学家们》（以下简称《把过去民族化》）围绕三大核心议题——历史叙事的权力性、民族史学的矛盾性、全球化下的反思，通过考察19至20世纪欧洲民族历史学家的书写策略，说明了“书写民族”非同寻常的复杂性、多层性和连续性——这些特征一直持续影响着今天的世界。

日前，《把过去民族化》的译者、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孟钟捷与《上海书评》执行主编郑诗亮，做客上海图书馆（东馆），围绕“近现代欧洲书写‘历史’的反思？”这一主题，分享了《把过去民族化》，探讨了欧洲历史学家如何以笔为剑，在民族国家建构中扮演关键角色解码历史书写的复杂张力。正如孟钟捷在后记中所言，反思民族史学的认识论局限，并非否定其历史意义，而是为了在批判性对话中重构更开放的历史叙事。

“近现代欧洲书写‘历史’的反思？”《把过去民族化》新书分享会现场（主办方供图）。

杰出历史学家们的思维与国家命运紧密交织

孟钟捷表示，在传统认知里，历史学家往往被视作沉浸于故纸堆、专注于史料考据的学者。但在19至20世纪欧洲民族国家蓬勃建立的浪潮中，杰出的历史学家们的思维与国家命运紧密交织。他们通过严谨的研究，为新生的民族国家提供了重要的文化符号，构建起国家的精神神话。正如一个人在成长过程中不断探寻自我身份，19世纪大量在欧洲诞生的民族国家，同样急需合法性论证。而历史学家们凭借专业考证，向民众揭示本民族悠久的历史与伟大的祖先。例如，德意志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赫尔曼这一公元初年的历史人物被重新激活，赋予象征民族精神的意义；法国则将贞德塑造为民族精神的代表，这一转变出现在19世纪后期，此前如伏尔泰等曾对贞德作为宗教迷信的神迹进行“祛魅”。而在19世纪，法国历史学家重新塑造贞德形象，赋予其民族救星的象征意义。

郑诗亮赞同了这一观点，正如孟钟捷所言，在19世纪以来的民族史书写当中，很多历史学家都在不约而同地做这个事情，这些历史学家都很清楚：他们是为了谁而写作，为了什么目标而写作。与此同时，他们也在自觉或不自觉地承担着民族国家意识的建构和国家身份认同的建构这些任务。随后，孟钟捷和郑诗亮以“德国为何发动世界大战”这一备受关注的话题为切入点，深入探讨民族史书写中的时间感，即历史学家如何划分历史阶段。

孟钟捷认为，对于德国历史的解读存在不同视角：若将两次世界大战归因于军国主义和普鲁士传统，从普鲁士宗教改革后实力跃升、领土扩张的脉络来看，德国历史呈现出延续性；若强调德国如今的多元化特质，便能找到历史的断裂节点，如1866年普奥战争致使奥地利脱离德意志，而奥匈帝国长期秉持多民族共存理念。再以1945年二战结束、普鲁士名称消失为例，德国历史究竟是延续还是断裂？通过对比三位历史学家对魏玛共和国历史的不同书写方式，生动展现了不同历史学家如何通过划分时间段、强调不同节点，呈现出各自独特的叙事节奏。

书写历史时如何将他国作为“他者”？

在这里，郑诗亮引用马雷克·塔姆（爱沙尼亚塔林大学）的推荐语，“贝格尔敏锐地捕捉到民族历史的矛盾本质：既是侵略性民族主义、种族主义与仇外心理的温床，也是通向民族解放和民族自由的道路。”显然，历史学家的民族书写往往面临着这样一种两难的境地。对此，孟钟捷以“雅利安人”这一概念为例进行了阐述。英国殖民者曾利用“雅利安人”概念为其殖民统治寻求合理性依据，而印度历史学家则从种族纯洁性角度出发，强调印度人才是真正的雅利安人后裔。此外，巴西、爱沙尼亚等国的历史学家也纷纷立足本国视角，挖掘并塑造独特的民族特性。

那么，历史学家在书写历史时，是如何将他国作为“他者”的呢？面对这一提问，孟钟捷梳理了英、法、德三国之间错综复杂的历史纠葛，历史学家将他国作为“他者”，通过设定“他者”界定“自我”，从而强化本国的民族认同与国家想象。例如在德国历史叙事中，英国常被作为宪政与自由的镜像参考，法国则成为文化他者与战争宿敌，这种“他者”塑造反过来也强化了本国的民族身份认同，“比如在德国历史书写中，英国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他者’，这个‘他者’既可以作为一个正向的‘他者’，也可以作为一个反向的‘他者’——作为反向的‘他者’多见于1945年以前的德国历史书写。”

以下内容节选自《把过去民族化》，为该书的序言（部分），已获得出版社授权刊发。

《把过去民族化》

作者：[德]斯特凡·贝格尔、[荷]克里斯·劳伦茨

译者：孟钟捷、陆英浩

版本：上海三联书店 2024年8月

虽然“微观研究”这一概念缺乏一种明确含义，但其基本理念是：某些现象最好能在微观层面上进行研究，即在此层面上，通过揭示其细节来显露本质。这种理念为历史编纂学的学生所熟悉，因为至少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人类历史最终由细节所决定的直觉已得到阐述和捍卫。

自19世纪早期浪漫主义以其对天才的崇拜心理影响了几代历史学家以来，对细节的崇拜一直同个体行动问题、选择自由存在的想法联系在一起。人们认同，历史的进程是偶然的，而非由超乎个体的结构和实体所预先决定。1670年，布莱兹·帕斯卡尔在其《思想录》中就曾表达过该理念的范例：“如果克利奥帕特拉的鼻子再短一点，整个地球的面貌就不一样了”，因为如果克利奥帕特拉没有那么诱人，她就无法让尤利乌斯·恺撒和马克·安东尼为她尽心尽力。因此，对个体和细节的崇拜在历史上是同步的，就像对普遍性和超个体的崇拜一样，已经牢固地联系在一起。

《王冠》第一季（2016）剧照。

这两种联系，或者说亲和力，都存在于历史书写中的原因并不难理解。人们也不难理解为什么对细节和个体的崇拜在直觉上是如此合理。这种合理性坚固地建立在特定“伟大”个体对塑造历史进程的表层作用基础之上（像克利奥帕特拉和拿破仑）。以阿道夫·希特勒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犹太大屠杀中的作用为例，如果希特勒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阵亡，他肯定不可能成为纳粹德国的领袖，也不可能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犹太大屠杀。

同样的论点也适用于希特勒1930年夏天从一场车祸中“侥幸脱险”，当时他坐在“必死座位”上，而他的车被一辆货运卡车撞上，或者也适用于1940年11月8日他在慕尼黑逃过了格奥尔格·埃尔瑟的炸弹袭击。沿着这条思路继续下去：没有希特勒，就没有二战，随之而来的冷战就不会发生，德国也不会分裂为民主德国（GDR）和联邦德国（FRG）。如此，我们也不会在1990年目睹两德统一。因此，总而言之，似乎有充分的理由认为，如果上述有关希特勒的“细节”有所不同，那么整个20世纪看起来将与实际情况大不一样。因此，对细节的崇拜与历史上的反事实问题密不可分。

现在，怀疑论者当然可以表示反对，因为那些与希特勒有关的“细节”实际上没有成为现实，因此其后果只是一个“推测”的问题。对于相当多的“经验主义”历史学家而言，这种反对意见已经成为问题的终结，尽管反事实推理显然是基本的“史学操作”（用米歇尔·德赛都的话来说）之基础，就像表达因果关系的论点那样。然而，我们撇开反事实在历史推理中的作用不谈，而是根据一段坚实的“真实”历史，来说明支持“细节”在根本上也是重要的。这一历史涉及18世纪所谓的“西里西亚系列战争”。这些战争使普鲁士崛起为欧洲新兴大国，因此它们是德意志帝国在19世纪后半叶和20世纪上半叶崛起为主要大国的关键先决条件。这段历史又是如何发展的？

在1740年至1742年的“第一次西里西亚战争”期间，弗里德里希大王治下的普鲁士成功征服了哈布斯堡帝国最富有且人口最多的省份：西里西亚。普鲁士通过这次征服，不仅使其人口增加了一倍，而且极大地提高了经济潜力，从而使自己成为一个新兴大国。哈布斯堡王朝女王玛丽娅·特蕾莎当然对丧失西里西亚的结果感到非常沮丧，并试图在“第二次西里西亚战争”（1744—1745）期间夺回西里西亚。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这次努力完全失败了。尽管西里西亚由于《亚琛和约》在1748年正式成为普鲁士的一部分，但哈布斯堡帝国仍继续努力，旨在光复这个失去的重要省份。1756年，它出人意料地与传统劲敌及欧洲主要竞争对手法国建立了为达成此目的的联盟。

《绝代艳后》（2006）剧照。

在著名的“联盟颠倒”中，哈布斯堡帝国不仅与法国结盟，还与俄罗斯、瑞典和萨克森结盟，共同对抗新贵普鲁士。如果我们考虑到普鲁士的三个邻国敌人都比它更大，那么普鲁士胜利的机会看起来极其渺茫。由于英格兰将法兰西视为其主要竞争对手（同时在欧洲内外，尤其在印度和北美），它与普鲁士及一些较小的德意志邦国结盟。当这两个联盟在战场上发生冲突时，“第三次西里西亚战争”（1756—1763，以“七年战争”之称谓更知名）开始了。

因为这场战争是在三个大洲进行的——后来西班牙和葡萄牙也加入了对立双方的联盟，这场冲突通常被视为真正的第一次世界大战。虽然法国在印度和北美对抗英国时都遭受了重大挫败——这结束了那里的法兰西殖民帝国——但普鲁士却在对哈布斯堡、瑞典，尤其是对俄罗斯军队的作战中遭遇决定性败局。俄军甚至成功地占领了柯尼斯堡几年，并短时间进驻柏林。然而，当弗里德里希大王再也没有丝毫希望恢复普鲁士原状时，出乎意料的情况发生了。

1762年，他的“私敌”俄罗斯女沙皇伊丽莎白一世去世。她的继任者是彼得三世，而他碰巧是普鲁士的崇拜者。彼得生于基尔，是荷尔施泰因戈托普公爵卡尔·弗里德里希和彼得大帝的女儿安娜·彼得罗夫娜之子。严格来说，彼得三世在德意志土地上长大。这就解释了他的普鲁士癖。彼得一成为新沙皇，就让俄罗斯立即退出它与普鲁士的战争，并几乎不要任何回报。他在短暂的统治期间（彼得在登基同年被暗杀，这次暗杀可能得到继承其皇位的妻子叶卡捷琳娜支持），甚至与普鲁士结成了反对丹麦的同盟，以便把石勒苏益格重新纳入他的荷尔施泰因戈托普公爵领地。由于俄国出人意料地从战争中退出，弗里德里希大王便可以重新组织他的军队。

《凡尔赛》第一季（2015）剧照。

当这场战争在1763年以《巴黎条约》和《胡贝图斯堡条约》结束时，普鲁士将西里西亚控制在1756年前的边界内。因此，由于纯粹的偶然性——两个人类小细节：1762年俄国伊丽莎白女沙皇的死和亲普鲁士的彼得三世的即位——普鲁士在一场对抗三个邻国的灾难性战争中，经历了一系列毁灭性失败后，奇迹般地幸存下来。

由于同样的偶然性，普鲁士有时间挽回并巩固其作为18世纪欧洲新兴大国的地位。接着在拿破仑战争中，普鲁士与英俄两国重新结盟，随后得以发展成为德意志最强大的邦国，并在与丹麦（1864）、哈布斯堡帝国（1866）和法国（1870—1871）的战争中清算旧账后，在建立德意志帝国上发挥了决定性作用。因此，我们通过更仔细地分析，可以发现自1762年以来，德国和欧洲的历史进程都受到了一些偶然细节的制约。关于德国历史和欧洲历史上偶然性细节的作用之论述就到此为止。

整合/何安安

原文作者/[德]斯特凡·贝格尔 [荷]克里斯·劳伦茨

编辑/罗东

校对/穆祥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