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单边主义带来的各种政策不确定性将体现在全球供应链布局的调整上：企业不得不寻找替代供应商、重新规划供应链布局或者承担额外的关税成本，这必然导致供应链成本增加和产品价格上涨，从而削弱企业盈利能力，抑制全球供应链效率。自奥巴马政府起，白宫一直试图推动制造业回流美国，此后特朗普政府和拜登政府尽管在很多方面存在分歧，但在这一目标上表现出一致性和连贯性。事实上，本届特朗普政府发动关税战的一个核心逻辑就在于设置关税壁垒重构全球产业链，通过将供应链安全纳入国家安全框架，实现“去风险化”与“近岸化”的双重目标。

具体而言，美国单边主义对全球供应链的冲击一方面体现在低端产业链布局上。美国在低端制造业方面高度依赖中国、东盟各国等。特朗普政府在1.0时代发动的贸易战已经开始推动中国企业向东盟国家、墨西哥等转移。2022年，越南对中国的贸易逆差达600亿美元，对美国的贸易顺差高达950亿美元，其中中国对越南出口的中间产品占比高达73.8%。由此可见，越南正成为中国制造业的延伸和承接地，通过从中国进口大量中间品并加以组装后出口美国。然而受本次关税战影响，这一转口贸易模式也遭遇阻碍。4月21日，特朗普政府决定将对产自柬埔寨、越南、泰国和马来西亚等国的光伏产品征收反倾销税最高达271.28%，反补贴税最高可达3403.96%。这表明，未来中国企业可能进一步将供应链转向加拿大、墨西哥和东盟其他国家，全球供应链和产业链将呈现出更加分散化、碎片化和区域化的特征。

单边主义还将导致中高端产业的供应链深陷困境。不同于低端制造，中高端产业更加依赖生产所在地的政策环境与人才储备，且生产链条更为复杂。以汽车产业为例，美国汽车协会数据显示，在本轮加征关税落地后，进口车平均售价将上涨8%，国产车因零部件成本上升也将上涨约3%。相关企业不得不基于生产线的转址成本与时间成本重新评估全球供应链布局。据估计，美国汽车品牌如通用、福特等把生产线从墨西哥、加拿大迁回美国将耗资数十亿美元，且需耗时数年。

面对美国单边主义造成的高度不确定性，中国企业在全球供应链重构过程中既面临巨大挑战又存在历史机遇。对于中低端企业而言，关税壁垒迫使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加速全球化布局：一是借助“一带一路”深化与东盟、中东欧的产能合作，通过共建产业园区实现“订单+技术+标准”一体化输出；二是通过“中国供料-国外组装”的跨境嵌套模式规避风险，形成“转口贸易+区域化生产”的迂回路径。在高端制造领域，美国方面通过技术封锁与关税叠加形成了“双重绞杀”，进一步倒逼半导体、新能源等产业加速国产替代。当前，中国企业正以“技术突围+市场重构”双轮驱动应对变局，依托政策扶持突破“卡脖子”，这种分层应对策略既有利于化解短期关税冲击，又能为长期参与全球价值链重塑积蓄势能。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西方经济学研究室主任、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