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初年，由于采用道家无为而治的治国之策，法网宽疏，地方基层治理较弱。导致地方豪强并起，严重削弱了中央皇权。武帝即位后，多次重拳出击，打击豪强。然而终汉一朝，这个问题也没能解决。其主要原因就是豪强与诸侯王不同，地图往哪一挂，大眼一扫就看到有多少诸侯国，可是豪强在哪里？压根看不到，他们与平民一样无处不在，他们可能是与皇帝关系亲密的外戚，可能是累世发展的功臣之后，可能是名显一方的游侠与大族，也可能是富甲一方的商人。他们遍布国家，相互勾连。

在古代，受制于交通、信息落后，皇权不下县，县以下的行政由乡民推举出的三老、乡官等把持。三老掌教化，啬夫职听讼，收赋税，游徼徼循禁贼盗，相当于乡村自治。这种基层的权利真空给了豪强发展空间，他们往往以宗族为纽带，结成一体占据乡老、乡官之位。这些豪强们为霸一方，不把朝廷放在眼里，更不会在意国家的利益，经常欺凌压迫乡中百姓。有些势力较大的豪强，县令乃至郡守都对其无可奈何。

班固在《汉书?食货志》中说汉初法网粗疏宽松，特别是在经济领域，钱都可以自己铸造，相当于是自由经济，百姓财富积累迅速，先富起来的人就成了豪强，他们为了获取更多利益，就攀附权贵垄断市场，仗势有钱有势而骄横不法，兼并小民土地，开始横行乡里，争夺国家的执政主导权。他们生活奢华，奢华的甚至于僭越了礼制，如此强盛必定要被整治衰败的。

武帝时，大臣灌夫家中职累的资产有几千万，每天的食客少则几十，多则近百。他的宗族和宾客扩张权势，垄断利益，在颍川一带横行霸道。颍川的儿童于是作歌唱道：“颍水清，灌氏宁；颍水浊，灌氏族。”族就是灭族的意思，颍川百姓都盼他们灌氏一族死光光，可见民愤之大。灌夫本人尚游侠，多次因犯法丢官，曾在酒后殴打过窦太后的弟弟，后来又大闹丞相田蚡的婚宴，被灭族。

河内人郭解，年轻时好好任侠，多不法，为朋友之义而杀人，藏匿亡命徒去犯法抢劫，私铸钱币，盗挖坟墓。然而却能够多次脱身或遇到朝廷大赦。年长之后，不法的行为收敛许多，开始明于事理，做好事。他侄子仗势他的势力强行灌别人酒，被那人杀了，郭解捉到凶手后认为是自己侄子有错在先就把凶手放了。乡里有人不尊重他，他却认为是自己德行不够就暗中嘱咐官吏不要这个人服徭役，这人知道后就找郭解负荆请罪。当时的少年仰慕他的行为，郭解的名气越来越大，别人调解不了的事他能调解。但也正因如此，郭解惹上了大麻烦。

郭解的门客仰慕郭解的侠义，都愿意为其分忧解难，不惜以武犯禁。一儒生说了郭解的坏话，郭解倒没在意，郭解的手下却替郭解强出头，把儒生杀了。而且要一人做事一人当，不将此事通告郭解。郭解仇家上书告郭解的状，结果在宫门外人杀死。汉武帝大怒，你郭大侠仗义任侠就把我大汉法律当摆设啊，人人都像你这样还怎么治理国家。于是下令逮捕郭解，有人上书说郭解并未指使人杀人，也确实不知道是谁杀了人，应当无罪。御史大夫公孙弘议论道：“郭解以平民身份侠，玩弄权诈之术，因为小事而杀人，郭解自己虽然不知道，这个罪过比他自己杀人还严重。判处郭解大逆无道的罪。”于是就诛杀了郭解的家族。

豪强的危害在景帝时就以显现出来，为打击豪强景帝任用酷吏致都。当时济南郡有豪强宗族三百余家，太守管不了。于是景帝任命酷吏致都为济南太守，致都到了以后把为首的豪强全部族灭。当时陈地的周庸也因豪侠而闻名，景帝杀之。然而这点小打小闹已经难以奏效，杀了这些人以后又有一批豪强冒了出来。武帝即位后决定大力整治，地毯式清除各地豪强。

司马迁写《史记》时为汉初至武帝时的酷吏专门写了一篇《酷吏列传》列举酷吏十三人，吕后时有侯封，是吕后专门用来打压刘氏宗族的。景帝时有晁错、致都、宁成三人。其余九人都在武帝时，分别是周阳由、赵禹、张汤、义纵、王温舒、尹齐、杨仆、减宣、杜周，这十个人个个残酷执法，大杀豪强。

除了任用大量酷吏，武帝于元朔二年（前127年）下诏，令各郡国资财三百万以上的豪富人家迁往茂陵居住，全都放到皇帝眼皮子底下集中管制。然而迁走一批又给那些没迁走的豪强留下来发展空间。一时间，被打散的豪强种族门客散于民间，聚众党徒，公然为祸一方，甚至于攻击官府。

当时社会上依旧留存有春秋战国之时的侠士之风，士为知己者死，重道义而轻性命，何况国法？酷吏杀了那么多豪强，这些人有仇必报，抓住酷吏的自身不法的把柄群起而攻之，或直接武力报复。于是酷吏多不得善终。酷吏之一的尹齐病死后，仇家要烧他的尸体泄愤，家属偷偷地把他的尸体运回来安葬。相比于酷吏敢于执法杀戮，大多数太守与县令要么同流合污，要么是怕死无能之辈。地方豪强屡禁不绝，反而有越杀越多，越禁越狂的趋势。

元封元年（前110年），为督促地方官打击豪强，武帝撤销了在承袭秦制而设置的郡监察御史，4年之后又下诏将全国分为十三部（习惯上也称州）即13个监察区，分别是：冀州、幽州、并州、兖州、徐州、青州、扬州、荆州、豫州、益州、凉州、交趾、朔方。州设刺史，刺就是检核问事的意思，十三部刺史归中央最高监察机关御史府管辖，由御史中丞具体领导。

汉武帝给刺史规定了明确的监察职责，叫“六条问事”，具体内容是：一条，强宗豪右，田宅逾制，以强凌弱，以众暴寡。二条，二千石不奉诏书，遵承典制，倍公向私，旁诏守利，侵渔百姓，聚敛为奸。三条，二千石不恤疑案，风厉杀人，怒则任刑，喜则淫赏，烦扰刻薄，剥截黎元，为百姓所疾，山崩石裂，妖祥讹言。四条，二千石选署不平，苟阿所爱，蔽贤宠顽。五条，二千石子弟恃怙荣势，请托所监。六条，二千石违公下比，阿附豪强。通行货赂，割损正今。两千石为郡太守俸禄，代指太守。六条里第一条就是治豪强的，剩下的五条针对太守，第六条更是明确指出太守不准与豪强勾结。刺史的作用就是监察督促太守打压豪强，依法办事。

天汉元年（前100年），民间起事者众，这些起事领导者多为逃散的豪强，他们不同于大字不识的农民，这些人有知识，有文化，有影响力，还有的颇具智谋。地方官员督捕不力，起事越闹越大，惊动了武帝。天汉二年（前99年），武帝使光禄大夫范昆及曾任九卿的张德等，衣绣衣，持节及虎符，用军兴之法（依照战时制度），发兵镇压民乱，这些人就是绣衣直指，他们直接听命于皇上，对于豪强、盗贼以及流民闹事皆残酷镇压。

从酷吏到刺史，再到绣衣直指，武帝为了消灭豪强就差自己亲自拿着刀下来砍人了，可豪强之族跟疯长的野草似的越杀越多。武帝重用的严法和酷吏不仅未能使豪强畏法如虎，反而使百姓受酷法牵连，苦不堪言。武帝对工虞商贾不加分别的毁灭性打击政策，虽对地方豪强起到了一定的抑制作用，但也抑制了商业的发展。恶化的经济环境加深了小民的经济负担，新的豪强趁机加紧了土地兼并，使大量农民失地，流民四起，形势愈加严重。

豪强起于乡里，以宗族血缘结合成一股强大的地方势力。汉朝地方官自募属吏，为获得地方支持，地方官们往往招募当地豪强子弟为属吏。地方豪强则投桃报李，为地方官输送利益。除了地方官，朝中权贵与地方豪强也有利益关联，充当地方豪强的保护伞。当时的察举制虽然理论上可以从平民中选拔人才，但更多的是豪强与权贵相互推荐，垄断了政治地位。地方豪强与地方官和权贵相互勾连，使其难以连根拔起。若是不能从制度上根本解决，即使武帝再狠，也不能有效豪强横行乡里的问题。

汉朝之后，历朝历代都有豪强问题，只不过严重程度不一样。隋唐以后，科举兴起，打破了豪强大族对政治权利的垄断，地方豪强才得到缓解，但并未根除。直至今天，国家统治力量已经下到村一级，交通、信息已经畅通全国。然而依旧有村霸、乡霸横行不法，严重地降低了国家法律在百姓中的公信力。今天的我们依然走在两千多年前汉武帝打击豪强的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