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伐战争在如火如荼进行的时候,革命党人后院失火,老蒋因为在渡江作战中损兵折将,在桂系和汪先生等联合作局之下被迫远走日本,这也是其第一次下野。可就在很多人以为其只能流落异国他乡之时,老蒋居然不到半年时间就重新复起,成立南京国民政府,再次掌握北伐军。
而老蒋之所以能再次掌权,除了迎娶宋二小姐,获得江浙财阀以及孔祥熙等人支持之外,还要其更深层次的一个原因那就是其背后政学系在日本以及国内的一系列运作。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政学系也作为一支政治力量,崛起于国民政府内部之中。
政学系前世今生
何为政学系?
在1946年和谈时期,周总理对调停的美国代表在的介绍老蒋时说道,蒋喜欢将一切权利都集中在自己手中,并在内部培养小集体和团体,如
“党务操在CC系的手中,财务操在宋、孔的手中,军事操在黄埔系的手中,行政方面则政学系的势力较大。”
从总理的话述中,我们不难窥探一二。
可如同行政范畴太过于宽泛一样,政学系始终不是固定的群体,甚至在国民政府内部都没有“政学系”这个称谓。虽然在我军的史料以及1949年西方出版的《白皮书》中多次提到这个群体。因此就出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
在政学系系统里面的人,并不认为自己有这个团体,反而在反对势力的眼中一口认定他们就是“政学系”。
比如“政学系”三巨头之一的熊式辉,就在自己自传里面写道
“政学会”原是民国初年北京国会议员李根源等所创立,杨永泰当时亦确是其中一分子,民国二十年间,杨任南昌行营秘书长,余为参谋长,朝夕相处,外间乃将余牵扯及,亦指为旧政学会中人。张群与杨素相善,更指为政学会重要分子,此外凡未有其他派别彩色,而常与余等稍多接触者,如吴铁城、陈仪、王世杰、翁文灏、张嘉璈、何廉等等,亦莫不加政学系之头衔。究竟“政学系”三字是由何处产生?是自何人呼出?至今尤未分明,或疑为乃敌人所制造,用以分化政府方面各干部。”该文献出自《熊式辉回忆录》)
从熊式辉的“自辩”中,还能得出外界眼中政学系的大致脉络。
总而言之,所谓的“政学系”是北洋“旧政学系”延伸,以杨永泰、熊式辉和张群等人为首。
而从这些人的履历来看,多数是一些在北伐结束后在国民政府内部担任高级官员,或者是在老蒋身边担任高级幕僚的“谋士”,享厚禄的‘治世能臣的组织”,当然这个组织只是志同道合的朋友,并非如CC系那样有明显组织架构的松散官僚罢了。颇有明朝文官集团的影子。
那么这个文官派系里面都有哪些人呢?
政学系派系兼容并蓄,人员成分极为复杂,但其大致可以归类为几部分。
一部分就是在北伐前后一直跟随老蒋,这批人里面有老蒋的两个结拜兄弟——黄郛、张群,以及黄郛带过来的杨永泰、熊式辉,吴铁成等主要在前期都是以幕僚加入到老蒋的阵营中。而除了幕僚之外,像于右任、邵力子等和老“粤籍”(以汪先生和胡汉民为首广州国民政府大佬)要员不对付的革命党元老。
另一部分则是,老蒋掌权后加入的。这些人普遍有很深的教育背景,多数在外留学归国,被统称为学者型官僚。典型的有民国银行之父“张嘉璈”、国民政府大使蒋廷黻、留学巴黎的教育部长王世杰、国设委员会秘书长钱昌照,以及何廉和胡适等人。
还有一部分人,比如河南省主席刘镇华、浙江省主席陈仪、和平将军张治中、桂系在中枢的代表黄绍竑等人皆是亲近与政学系要员,也被黄埔系和CC系等敌对势力划入到政学系中。
30年代强势崛起
政学系中最先崛起的为张群、黄郛和熊式辉和等人,1927年,在老蒋还在军方的时候,就以幕僚跟在其身边,黄郛、张群还是老蒋的结义兄弟。在老蒋从军转政,成立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这些人皆是其治政的重要文士。在老蒋第一次下野,也是这些人利用关系多方关系才重新崛起。有从龙之功的张群、吴铁成等人也开始逐渐走入国军高层之中,熊式辉和张群先后掌管南昌和武昌行营。
政学系的灵魂——杨永泰则是在二次北伐期间真正得到老蒋的信任,其实早在广州军政府期间老蒋就认识这位南粤名士,不过当时多次换东家的杨永泰,并未入心高气傲的老蒋法眼,并嘲笑其
“粤省自杨永泰为财政厅长,钮永建为兵工厂监督,李根源为边防督办,李烈钧为边防总司令,大权皆落于岑派之手,作恶更甚。”
在第一次北伐占领上海后,经结拜兄弟黄郛推荐,老蒋才开始重视这个被称为“当代卧龙”的名士。和诸葛亮一样,起初杨永泰也在老蒋身边担任谋士,蒋桂大战收买桂系大将俞作柏,中原大战提出“银元攻势”和拉拢张公子的策略直接导致了反蒋同盟破.
可即便如此,这期间杨永泰也仅仅是一个出谋划策的谋士。
其真正崛起,或者说政学系真正崛起,还要是1932年开始以后,跟随老蒋围剿我苏区的过程中受到重用。其中,杨永泰提出的“三分军事,七分政治”深得老蒋推崇,被任命为豫、鄂、皖三省"剿匪"司令部秘书长,和南昌行营秘书长。熊式辉就任南昌行营办公厅主任,在江西的熊式辉开矿山挖钨、锡矿的资源,采取了一些发展社会经济的措施,工农业生产有所恢复,同时又加大对根据地的经济绞杀,禁止粮食、食盐、火油、中西药品等进入根据地,这也直接导致我军不得已转移和长征。同样张群在湖北主政期间,也大搞民团和保甲政策,让我军苦不堪言。
1933年杨永泰通过合署办公架空了各省主席的权利,将权利皆集中在各省厅长手中,而这些厅长的任命,恰恰是由杨永泰签署给老蒋执行,换一句话老说,这些各省实权人的任命皆出自杨永泰之之手,直接帮助老蒋进行集权,其权利不可谓不大。
带着这傲人的政绩,政学系逐渐进入国军高层中,成为老蒋的首席行政班子,在1935年国民政府进行改组成立内阁后,政学系要员们纷纷进入中枢。如秘书长翁文灏、外交部长张群、交通部长顾孟馀、铁道部长张嘉璈、教育部长王世杰,常务次长钱昌照皆,以及外放担任湖北和江西省主席杨永泰和熊式辉。
政学系势力在1935年时达到了顶峰。
以至于当时国民政府要员在当时感慨:
欲知民国政局之真像,非至民国银行楼上探听不可,是真奇谈等语。所谓民国银行楼上者,即杨永泰、张群、吴铁城等之所在,政治上为蒋先生运筹帷幄之所也。
抗战之后迅速陨落
在巅峰之后,政学系也开始走向没落。
最直接的体现是人才的凋零。
1936年杨永泰在参加万日本人的宴会后,被CC系派遣枪手将其暗杀,政学系失去了一员干将,杨永泰的突然去世如果说是让政学系失去了再积极进取的箭头人物话,那么1936年政学系的灵魂黄郛病逝于沪上,则让政学系失去主心骨,虽然黄郛的人脉皆被结拜兄弟张群所吸纳,但张群强于幕僚而非的作为一派领袖。而这也让原本就松散的同盟,变得更可有可无了。
抗战时期,在张群等人的努力下,政学系依然控制国民政府的运转,当时国民政府日常事务为行政院所管辖处理,而行政院处理事务方式皆为行政院大佬们开小会来执行,而除了何应钦和孔祥熙之外,行政院皆被政学系主要要员占据要职。
但此时随着宋子文所代表的的四大家族不断夺权,也让政学系开始走向没落。1946年熊式辉在东北搞的一团糟,失去老蒋信任,而张群等人在西南又独木难支,势力皆不如抗战之前的顶峰时期。
在1949年,老蒋转进宝岛之后,基本上除了张群等少数人跟随老蒋前去之外,大多数人则是选择远走海外或者留在内地,叱咤一时的政学系也成为了历史。
有有关政学系的从崛起到衰落,除了主要灵魂人物如杨永泰、黄郛的陨落,熊式辉的失宠之外。其实更深层次还在于一个人,那就是老蒋。
政学系可谓是成也老蒋,败也老蒋。
老蒋本身就是老军人起家,在建立黄埔军校后才有自己的基本盘,作为北伐军总司令在一次北伐中,他已经实现了对军权的掌握。但老蒋的野心可是称霸全国,但奈何国民政府内部皆认为其是大老粗,胡汉民和汪先生皆看不上军人出身的他,于是就有了一次北伐后老蒋被胡汪二人联手桂系将其作下台的第一次下野。
虽然在大舅哥带领的江浙财阀以及嫡系两帮年轻人——黄埔系和CC系的帮助下,重新崛起。但他也知道,要想在国民政府内部拥有绝对的话语权,就要党军政全面掌握,而军队不用说,这是老蒋最放心的点,冉冉崛起的黄埔系是其称霸的根本。党,他也是放心的,所谓“蒋家天下陈家党”。而唯一的短板则是“政”。因此他迫切需要这方面的人才出现帮他和胡、汪等人打擂,以及对内对付我军,对外解决日本人渗透。
故而擅长“政事”和“对日亲近”的政学系自然有了滋生的土壤。
但老蒋扶持政学系的初衷是利用和制衡其他势力。而这也为日后“政学系”的没落埋下了伏笔。
老蒋在扶持政学系起来初期,何尝不是想让其成为国家机器运转的舵手。但事态的发展却事与愿违。
这些学者型官僚本身就是和泥腿子出身的黄埔派系、已经扶持老蒋起家的四大家族存在矛盾,而且是不可调和。政学系看不上没有这些“土包子”。而反对派则说他们没底蕴,是一群无耻的政客。如果是和平年代,老蒋还是愿意看到手下们这么乱斗。但奈何老蒋自身的天下也不稳。
无论是和我军还是日军交战,他要靠前方作战的军队,而那是黄埔系的地盘,对内要靠四大家族的钱包和威望支持和稳定他的地位。因此相比之下“政学系”反而没那么重要,比如黄埔系的何应钦,宋子文等人直接将财政架空。
所以面对两方的斗争,老蒋只能做选择题,一边是帮自己打天下的绝对嫡系,而另一边之面和心一定不和的行政官僚,想也知道老蒋会放弃谁。
雨田君说
从政学系的“得势”到“失宠”,其实也折射出在老蒋集团内部的一种怪现象,其本人对政学系一直以来也是委以重任,但奈何其掌权与四大家族却是和四大家族以及黄埔军事集团绑在一起,而这些人与政学系却是天然对立的因子。
因此在两边争权夺势的过程中,老蒋不得已只能选择放弃这些“文官集团”,所以也决定了“政学系”只能是打手,而非盟友。
参考文献:
《国民政府高层的派系政治》,作者:金以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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