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军兴起时不少人“煽动”曾国藩“自立为帝”，但曾国藩予以拒绝。许多人认为这是曾国藩受程朱理学影响不愿意“篡位”，还说左宗棠、李鸿章等人不会真心拥戴曾国藩。其实更重要的原因是，“兵为将有”的湘军制度，让曾国藩无能为力。

曾国藩的湘军模仿戚继光建军模式，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兵为将有”。曾国藩选择将佐，将佐招募士兵，从而湘军层层服从，最终服从曾国藩。湘军兴起时，曾国藩可以招募士兵。但湘军发展壮大后，曾国藩就只负责招募将佐，由这些将佐去招募士兵。

曾国藩不再招募士兵，也就意味着曾国藩与士兵之间的关系，需要通过将佐来完成。“我的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这一句西欧诸侯的“谚语，”逐渐成了湘军的现实，曾国藩的部下的部下，不是曾国藩的部下。

曾国荃有一次回家休养，曾国藩就指挥不动曾国荃的部队，急忙写信给曾国荃要他返回部队。说曾国藩“擅长将将而不擅长将兵”，很大程度上就是“兵为将有”制度。这些士兵绝对服从他们的将佐，他们与曾国藩之间只是一种间接义务。曾国藩指挥这些将佐，去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立功名求富贵”好说，但要指挥他们“谋反”就难说。

后来曾国藩指挥李鸿章的淮军镇压捻军起义，也是力不从心，只能向清政府推荐李鸿章接替自己。即使李鸿章是曾国藩的门生，即使淮军的基础是曾国藩给的几营湘军，但淮军发展起来后已经自成体系，将佐只服从李鸿章。就象湘军大将眼中只有曾国藩，淮军大将眼中也只有李鸿章。当年李鸿章劝说过曾国藩“自立为帝”，但很难说李鸿章是真心还是试探。即使李鸿章是真心，“兵为将有”制度下，他也需要尊重部将的意见。

从曾国藩的湘军到李鸿章的淮军，甚至袁世凯的北洋新军，都是“兵为将有”制度。这就导致主帅与麾下将佐之间，是一种“合伙人”关系。得到将佐的支持，主帅无往而不利。得不到将佐的支持，“我们老大的老大，不是我们的老大”，“老大”也无可奈何。

袁世凯虽然是段祺瑞、冯国璋等人的“大哥”，却不是段祺瑞、冯国璋等人兵马的“大哥”。袁世凯指挥段祺瑞、冯国璋等人逼迫清帝退位、镇压“二次起义”，得到了段祺瑞、冯国璋等人的支持顺风顺水。袁世凯“自立为帝”时，失去段祺瑞、冯国璋等人的支持，也就失去了段祺瑞、冯国璋等人各自“马仔”的支持，最终“洪宪帝制”失败。

冯玉祥与他的“十三太保”，在担任中下级军官时亲如兄弟。但随着冯玉祥职务提升，他与部下之间的关系就逐渐变成“合伙人”关系。冯玉祥当众斥责韩复榘等人，要知道韩复榘等人虽然是冯玉祥的“小弟”，却是自己“山头”的“大哥”。一旦有人挑唆，韩复榘等人就会在“兄弟们”的支持下反对“冯大哥”。

冯玉祥忽视“队伍大了”，那些士兵不可能他自己去招募，只能交给“兄弟们”去招募。这样一来，那些部队与“兄弟们”关系更密切，自己只是“兄弟们”的“大哥”，却不是士兵们的“大哥”。后来冯玉祥被蒋介石击败后“树倒猢狲散”，也是这种“兵为将有”募兵制度的必然产物。

“兵为将有”不仅会滋生军阀，而且会滋生“层层分封”的军阀。所以，正常国家都不会实行“兵为将有”制度，而是由政府来招募士兵，来安排将佐。把个人意志变成国家意志，这才是国家军队而不是个人军队。

曾国藩的“兵为将有”制度，开启了近代军阀祸乱之门。这也造成曾国藩不能“自立为帝”，造成袁世凯从“自立为帝”沦为“自立为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