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王瑶琦

在9月3日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日，由中国国家话剧院出品的《死无葬身之地》再次上演。作为萨特存在主义戏剧的本土化典范，查明哲执导的《死无葬身之地》近三十年来数度上演，在战争故事的外壳下，持续追问一个永不过时的哲学命题：如果要面对命定的死亡，应该如何选择余下的人生？

导演

普通人在艰难选择中迸发力量

“悬崖上，一群生灵，在腥风血雨中，朝着千仞绝顶攀爬，向着万丈深渊跳跃。”这是总导演查明哲为全剧提炼的一粒“形象种子”。

在二战的故事背景下，《死无葬身之地》戏单上的这句话像是写给英雄的赞歌。当观众带着这样的期待走进剧场，就会明白为什么查明哲将剧中角色称为“一群生灵”——他们不是刻板印象里的“英雄”，而是一个个真实的人。

萨特曾在1946年该剧法国首演时说：“我感兴趣的是：极限的情境以及处在这种情境中的人的反应。”《死无葬身之地》正是设置了一种极限情境：二战结束前夕，五位法国游击队员战斗失败被俘，原本只能白白经受折磨至死，但尚未暴露的游击队长忽然被抓了进来，立刻让他们陷入了紧迫、极端的选择困境之中：招供还是沉默？赴死还是偷生？忍耐还是放弃？

这种困境，远非二元对立的简单选择题。演员们精彩的表演向观众诠释了多元、微妙的人性冲突：海清饰演的吕茜是游击队长的爱人，她选择忍耐肉体与精神的双重凌辱，却因爱人无法感同身受而与他离心；邢佳栋饰演的卡诺里是个硬汉，在拷打中一声不吭，却在最后“能活命”的可能性中最先动摇；查文浩饰演的昂利因在拷打中喊出声被嘲笑，在自尊心作祟下亲手勒死了可能招供的同伴……

没有一个角色是“英雄”，所有人身上都有着绝境阴影下模糊不清的“灰色地带”。查明哲认为，现在的观众对“英雄”的理解已经去除了概念化的色彩，演员们也更注重从人性本源出发，展现角色真实的生理与心理反应。

演员

重排“活的经典”带来新思考

国话版《死无葬身之地》首演于1997年，已有近三十年的历史。对于逐渐更新的观众和演员来说，这部话剧已经成为“活的经典”，带给他们不同的启发。

演员海清曾以学生的身份在台下看过这部话剧，如今她走上舞台饰演吕茜，成为本轮演出的亮点之一。海清精彩的表演准确呈现出吕茜身上的反差感、复杂性：在经受酷刑后，她从焦虑恐慌变为绝望麻木；面对敌人的威逼时，又从绝望中生出激昂的斗志，无畏生死；在听见窗外久违的雨声之后，那种无畏的决绝又再次转化为对生命的本能渴望。这些人性的反复拉锯、信仰与心灵的矛盾，通过演员的肢体、眼神、呼吸、声音传递给了观众。

“卡诺里是一块有温度的石头。”演员邢佳栋对角色的理解来自查明哲的一句比喻，“他既拥有岩石般的坚强，又具备对人类情感的共情，展现出极限情境下的心理韧性。”邢佳栋回忆，为了帮助演员们体验昏暗、逼仄的刑讯室带来的心理压迫，导演采用了“黑灯法”，让演员们在不开灯的条件下排练。那些嘶吼、沉默、颤抖，是人物在黑暗和恐慌中产生的真实反应。

导演、演员查文浩与《死无葬身之地》的缘分更加有趣。他曾在童年以声音出演剧中战争背景下的小女孩，后来演过中途牺牲的弗朗索瓦，现在饰演在故事末尾牺牲的昂利。“我的角色在剧里存活的时间越来越长了，这让我的体会越来越深。”查文浩体会到，萨特笔下的“存在”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要理解这种“存在”，就必须深入理解死亡。“我们这部戏不会让观众感觉到轻松，但是可以启发思考与对话。”

在尾声处，《死无葬身之地》有一处特殊设计：演员们猛然冲下台，在观众席齐喊“把他们带到阁楼上去！”此时，舞台射灯向观众四处探照，像是把刑讯室的空间扩大至整个剧场。观众被彻底带入萨特笔下的“极限情境”：若我身处绝境，我将如何抉择？话剧的谢幕，也是哲学叩问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