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周 娴

俄国19世纪最伟大作家之一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正以前所未有的热度在中国年轻人圈层中走红。打开社交媒体，“今天被确诊为‘地下室人’”“《白夜》完美地描述了我的问题”之类的评论随处可见。

2026年恰逢陀思妥耶夫斯基诞辰205周年、逝世145周年，也是《罪与罚》出版160周年，上海国际电影节特设“泥土与灵魂：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银幕变奏”单元，主题特展中157件珍贵藏品首次走出俄罗斯，而陀思妥耶夫斯基毛绒玩偶首发两小时即告售罄。B站关于“陀学”的解读视频动辄百万播放量。

2026年7月，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推出俄国文学研究和翻译大家刘文飞的新作《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读法》。这部凝聚了作者20余年深耕陀氏研究心血的小书，以十篇文章的轻盈体量，为渴望走近陀思妥耶夫斯基却又望而却步的读者提供了一把亲切的钥匙。

“这股热潮的背后，是年轻一代与这位19世纪俄国作家跨越时空的精神共振。”刘文飞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人物与当代青年的精神困境高度吻合。这种跨越时空的共鸣触及了现代社会的核心焦虑。比如，“地下室人”是当代青年精神内耗的绝佳写照。他“又卑又亢”、在自我解构与行动瘫痪间反复挣扎，完美对应了今天年轻人的“过度思考”与身份焦虑；《罪与罚》中的拉斯柯尼科夫则折射出理想与现实的撕裂。一个有才华的年轻人被现实重压逼入绝境，在“超人理论”的驱使下试图冲破束缚，却陷入更深的道德困境，恰似现代年轻人在“内卷”与“躺平”间的撕扯。

然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伟大不仅在于诊断，更在于指明出路：“爱具体的人，不要爱抽象的人；爱生活本身，胜于爱生活的意义。”当理性与虚无将人逼入角落时，具体的爱与行动才是最终的救赎。

100多年后，他笔下的人物依然在每一个困惑的年轻人身上“重生”，正如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言：“人是一个谜，我想解开这个谜，因为我想做一个人。”100多年后，这个谜题仍然在每一个年轻人的生命中，等待着被重新追问和回答。

刘文飞的新书《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读法》，是一位深耕者带有温度的导读。“人是一个谜。应当去解开这个谜。”陀思妥耶夫斯基18岁时写下的这句话，成为贯穿其一生的创作母题。

刘文飞表示，面对这样一个复杂的阅读对象，我们拥有许多种接近他、理解他的途径。他梳理出至少四种读法：同时代人关注的“社会问题读法”、着眼于宗教启示的“新基督教读法”、聚焦精神体验的“悲剧内核读法”，以及纯粹当作离奇情节小说的“故事读法”。这些读法并不相互排斥，而是层层递进——“你可以从故事入手，最终却不得不面对那些关于信仰、自由和‘人’本身的终极追问。”

新书中特别着重解读了《地下室手记》，刘文飞称其为“现代派文学的开山之作”。这部写于1864年的中篇小说，对人的物化、对理性的质疑、对意识流的运用，比乔伊斯的《尤利西斯》早了半个多世纪，比卡夫卡的《变形记》早了整整50年。他援引美国学者弗兰克的话说：“‘地下室人’如今已像哈姆雷特、堂吉诃德一样，成为世界文学中伟大的原创人物。”

在阐释“思想小说”概念时，刘文飞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长篇本质上都是“关于思想的小说”——主人公本身就是“行走着的思想”，如拉斯科尔尼科夫的“超人理论”、伊万·卡拉马佐夫的“反叛上帝”。而陀氏本人的思想，则可概括为“审美的人道主义、理想化的东正教信仰和乌托邦式的俄国式社会主义”的三位一体。

为了让读者更亲近这位文学巨匠，刘文飞用“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生的十个瞬间”串联起其生命轨迹：从《穷人》的一夜成名，到假死刑的濒死体验，再到西伯利亚流放中的“顿悟”，直至1880年普希金演说时的万人空巷。他感慨道：“这些瞬间让抽象的‘思想’回到了血肉之躯，也让我们理解了他为何能写出那样厚重而痛苦的作品。”

在刘文飞看来，“读陀思妥耶夫斯基，读的从来不只是故事，而是我们自己——那些幽暗的、挣扎的、不肯妥协的部分。”这本书，正是通往那片精神深处的可靠向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