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30日，两场2026鲁迅文学周系列活动在朵云书院·复旦管院店举办：一场由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鲁迅研究会副会长张业松主讲，聚焦《故事新编》的文学意义；一场由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郜元宝与青年副研究员吴天舟漫谈，分享“一丝不苟的鲁迅精神”。

两场讲座，一论作品，一论人格，共同拼出鲁迅晚年文学探索的完整拼图。

鲁迅

一场小说形式的自我革命

今年恰逢《故事新编》出版九十周年。这部晚年小说集不同于鲁迅此前的小说集《呐喊》《彷徨》，其收录的八篇小说从第一篇到最后一篇，前后跨越十三年，写作过程断断续续，几次提笔又几次放下，最终在1935年编定成书。

在张业松看来，这种成书过程本身就蕴含着丰富的内容，值得深入探究。《故事新编》不应仅仅被理解为“借古讽今”的杂文化作品，而应被视为鲁迅作为小说家经过十三年努力之后的自我完成。

活动“老归大泽：《故事新编》及其完成”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主办

“理解《故事新编》的关键，在于 ‘古代故事的重新发生’。”张业松认为，鲁迅并未改写这些历史故事的结局，而是将人物放回他们抵达结局之前最关键的历史情境中，观察他们在面对困境时会如何思考、如何行动。八篇作品分别对应八种“怎么办”的处境：《补天》写世界破损之后的补救，《奔月》写英雄失去效用之后的应对，《理水》写灾难发生之后的治理，《采薇》写政治更替之后的选择，《铸剑》写未尽之仇的复仇，《出关》写现实无处安放时的出走，《非攻》写战争来临前的化解，《起死》写思想使死人复活之后的现实碰撞。这些故事关注的都是人物在关系网络和具体压力下的行动，而非固定不变的道德或思想示范。

《故事新编》

张业松分析道，鲁迅通过三部小说集实现了三次文学探索：《呐喊》完成了文学革命意义上的实践，《彷徨》展开了“我”的主体革命，而《故事新编》则是一场小说形式的自我革命，是鲁迅对自己已完成的文学形象进行的挑战与改造。鲁迅在这部作品中不仅借鉴了中国古代小说史的资源，也尝试通过历史题材开创小说写作的新可能，这一探索对后来历史题材小说的写作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个近乎偏执的“改稿狂”

郜元宝注意到，《故事新编》前后缠斗十三年，鲁迅一直改到生命尽头，直到最后一稿仍在字句间“死命较劲”。

这番较劲，正是“一丝不苟的鲁迅精神”。它在鲁迅的文学观念、创作实践、生活习惯上皆有体现。

鲁迅1928年发表于《三闲集》的《文艺与革命》有这样一句话：“我以为当先求内容的充实和技巧的上达，不必忙于挂招牌。”吴天舟提到，对鲁迅而言，文艺首先是一个动作、一项工作，是他与那个宏大时代打交道的方式。

活动“内容的充实与技巧的上达：一丝不苟的鲁迅精神”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主办

在郜元宝看来，鲁迅心目中的文艺是一个富有张力的两极结构：一端是“血写”——不击中现实的要害，便没有资格成为文艺，这是“内容的充实”的一面；另一端是“墨写”，即文学家所“逞能”的部分。“长歌当哭，是必须在痛定之后的”：左联五烈士牺牲两年后，鲁迅才写出《为了忘却的纪念》；他的杂文虽是“感应的神经，攻守的手足”，近于肉搏，却也要写在深夜，与白昼拉开距离。鲁迅从不回避革命、中国与世界、妇女、儿童、教育等大问题，但切入点总是日常生活中人人可以亲手抓住的小事。

最能体现“一丝不苟”的，还是鲁迅对字句的态度。蔡元培为1938年版《鲁迅全集》作序，特别称许鲁迅“字句之正确”——郜元宝提醒，这五个字背后站着古今中西整个文明史，在鲁迅那样的思想层次上做到字句正确尤为艰难。章太炎“文辞的本根全在文字”的教诲、周作人所回忆的兄长“文字上一种的洁癖”，与鲁迅自道“至少看三遍，竭力将可有可无的字、句、段删去，毫不可惜”——这些线索引出的，正是一个近乎偏执、却因此不朽的“改稿狂”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