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8月6日，方志敏在南昌监狱被国民党秘密杀害，年仅36岁。他牺牲前，已经做了最重要的一件事：把自己在狱中写下的大量文稿安排送出。

这批文稿包括《可爱的中国》《清贫》《狱中纪实》等16篇，现存13篇，后来全部入藏中央档案馆。有人不禁疑问，在那个被严密监视的监狱里，他的文稿是怎么送出来的呢？是三个人起了关键作用。

胡逸民：第一个关键的传递者。他曾是国民党中央监狱的监狱长，因故也被关在南昌监狱。他在狱中有特殊待遇：行动比较自由，夫人可以送饭进出。

方志敏入狱后，胡逸民主动接近，名义上是“求教”，实际上起初也带有国民党方面的劝降目的。但几次接触下来，胡逸民改变了态度。

方志敏对劝降者的态度很明确：“我是政治家，不是阴谋家，要我加入你们一伙绝对办不到。”当蒋介石派人转告胡逸民，让他“劝方自首”，胡逸民将此事如实告诉方志敏后，方志敏回答：“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决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因为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

胡逸民当时说：“好样的，不是软骨头！”此后胡逸民不再充当劝降者，转而成为方志敏信任的人。方志敏交给胡逸民的文稿最多。因为胡逸民迟早要出狱，且身在外面的关系比普通囚犯多。

方志敏给胡逸民写了介绍信，嘱咐他把文稿交给鲁迅先生。他对胡逸民说：“请你记住你对我的诺言，无论如何，你要将我的文稿送去，万不能听人打破嘴而毁约！大丈夫做事，应有最大的决心，见义勇为，见威不惧。”胡逸民出狱后，履行了承诺，将方志敏的文稿转交给党组织。

高易鹏：连接里外的通道。他是南昌看守所的文书，年纪较轻。方志敏入狱后，与狱中共产党人取得联系，同时对看守人员进行教育和感召。高易鹏是其中之一。通过与方志敏的接触，他认可了方志敏这个人，也愿意帮助他传递消息和信件。作为文书，他有接触外界的便利条件，一些信件和较小件的文稿通过他的手送出了监狱。

程全昭：外围的送达人。她是浙江杭州的一位小学教员，当时是高易鹏的女友。高易鹏将方志敏写给宋庆龄、鲁迅和李公朴的三封信和一个纸包交给她，请她专程送往上海。

方志敏还给她起了化名“李贞”，谐音“力争”。程全昭到了上海，几经辗转，最终找到了收信人，把东西安全送到。她扮演的是最后一步“送达”的角色。

方志敏在入狱的一百多天里，写了十六篇文稿。他分四次、通过四个人传递出去：胡逸民、胡逸民的夫人、高易鹏、程全昭。四个人分别承担不同的传递阶段，最终全部送到了党组织手中。

方志敏在狱中处于严密监视之下，但他判断准确，找到了可以信任的人，明确了每个人的分工，使这批文稿穿透了敌人的封锁。

这批文稿最终保存下来，成为珍贵的革命历史文献。方志敏在《死！——共产主义的殉道者的记述》中写道：“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决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因为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

应该说，文稿能“越狱”成功，靠的不是冒险行动，而是他看准了人，用信念影响和团结了这三个不同背景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