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先生曾经批判过遵命文学，认为那些搞遵命文学的作家并不会让文学改良社会，而是成为统治阶级的帮凶。那么遵命文学是如何发展起来的？

古代知识分子要想方设法往权力系统里钻，尤其是科举考试没有出现之前，民间的书生要进入权贵家里做门客，为权贵出谋划策，立功之后才可以接受封赏。他们要替权贵起草文书，要替权贵向皇帝写表或奏章，有的还要替权贵管理地契，收取租税等等。他们为了权贵服务，自己没有什么话语权。写的好的会留在权贵家里，写的不好的就有可能被辞退。他们要为了权贵的利益出谋划策，要站在权贵的一方，当然要发展所谓的遵命文学。进入官场的书生，摇身一变成了官老爷。他们耍笔杆子是为了获得名气，或者说有赤裸裸的功利属性，只是要歌功颂德，要互说好话，而不是互相贬损。权贵在玩弄所谓的高雅文学，而这样的文学是从民间采集上来的，经过文人士大夫整理之后，就变得高雅了，实际上一点都不高雅。他们有时间琢磨诗律和诗意，总是要往高雅的方向发展，出现了宫廷诗，出现了很多艳情诗，供王公大臣娱乐，供皇帝娱乐。这样的诗词本身就是遵命文学代表作，只是写一写歌功颂德的内容，或者写一写春花秋月和夏虫冬雪，就算是所谓的诗人或词人了，其实没有追求个性自由，却在一草一木、一花一叶中，展现低落的情绪，甚至没愁强说愁。他们要遵从皇帝的命令，要遵守官场的规矩，当然就不能互相贬损，不能互相看不上，而是要互相写诗酬唱，互相作诗吹捧，当然这样的文学就成了遵命文学，而不是活泼泼的个性独立自由的文学。

有了科举考试，民间的书生可以通过考试进入官僚系统，为皇帝服务，却并不是那么心甘情愿。可是他们没有什么办法，或者说他们穷极毕生的精力，就是为了进入官僚系统，成为体制内的官员。他们无论写诗作词，还是写文章，大多都要写歌功颂德的内容，写一写个人的小情绪，当然算是遵命文学的代表。文人一般没有什么太坚定的立场，因为他们大多手无缚鸡之力，俗话说：“秀才遇上兵，有理说不清。”只要他们受到武力威胁，就会立刻转向，成为另一派的重要人物，或者成为新朝的代表人物。怎么说都不是被人看好的，可是后人为了美化他们，居然把他们写得很完美，而他们的文章确实乏善可陈，大多都是遵命文学作品。出版行业出版论文集并不太积极，研究人员可以拿钱发表论文。有研究生或博士生毕业的时候，把论文课题给了社会上的研究机构，让这样的机构代发科研论文，当然一篇论文造价在几万块钱，会产生暴利。连同研究性论文就成了遵命的东西，就更别提文学作品了。资本家会越来越多，遵命文学作家和作品也就越来越多。写遵命文学的作家被称为御用文人，往往会顺从主流意识形态的需求，甚至会图解政策，采用先入为主的观念来指导创作，当然就会弄得作品封闭保守，没有什么创新性，甚至沦为宣传的传声筒。可是这样的作品总是得以出版，或者说顺利出版，即便成了宣传品，也仍然被人们称为作品，只是因为人们忌惮权力的作用，会在权力的指导下称这类作品为好作品。

鲁迅曾经主张过遵命文学，后来又反对遵命文学，把新月派文学斥之为遵命文学，把民族主义文学乃至张资平、叶灵凤等人的作品也视为遵命文学。鲁迅的作品是遵命和不遵命的统一体。他坚持文学的功利性，主张文学的时代性和战斗性，反对庸俗的功利主义。他反对前驱性的“时代文学”变为抹杀作品长久价值的“趋时文学”，反对那些绝对化、神圣化的东西。倘若只是在古代，书生们要依附权力系统，要写遵命文学作品，还可以说得过去，因为书生们读书本身带有功利目的，要进入体制以内，要做官，要实现“修齐治平”的伟大理想，缺少了权力是不行的，必须依附于权力，才能办成大事。而到了现当代，书生一般都具有独立的思想，也拥有独立的人格，而不能只是弄“趋时文学”，或者说不能只是遵从领导者的意见来写，而是有自己的观察角度，有自己的美学评价标准。有的作者引入了西方的现代派手法，刚引入的时候，人们啧啧称奇，因为从来没见过这样的手法，其实只是仿写，就可以暴得大名，后来引入的人多了，这样的写法就很普遍了，人们也就习以为常了，并不认为是什么创新，甚至很多作者用外国一些现代派的写法，搞革命文学创作，最终贴到政策上，而且有了自恋和自大的倾向。

这样的创作是要不得的，因为遵命文学向来没有什么好的发展，只是政策的传声筒，或者炫技图解政策，却往往脱离了现实。因为官方的规定或者一些政策本身就脱离现实，甚至会闹出笑话。就像一些网络小说写的那样，霸道总裁爱上绝经大妈，还生了三个孩子。这样的故事，只是为了贴合多生孩子的政策，也暗含了抓经济发展的工作方向，因为霸道总裁有自己的公司，可以为经济发展贡献力量。至于那些歌颂社会发展的，歌颂经济发展的，歌颂三孩政策的，歌颂美好幸福生活的，歌颂法律公平公正的，歌颂官员廉洁奉公的，大多都成了遵命文学的代表，却偏偏缺少发现社会生活的深度和力度。作家在发现生活的过程中，应该独具慧眼，应该看到生活中的真善美和假恶丑，并不能只是看到真善美就胡乱歌颂，而忘掉了假恶丑的存在。有的作家闭着眼胡乱写，不看坏现象就认为不存在，实际上早已经很普遍，却偏偏缺少了社会担当，而是搞遵命文学创作。从古至今，似乎搞遵命文学创作的书生脊梁骨偏软，见到权贵，就作揖行礼，膝盖就软下去。似乎离了权贵，他们就无法生存，而现在这个社会，管控言论比较厉害，崇尚权贵，甚至让权贵做了人民的代表。那么很多作家就失掉了自身的独立性，总是要依附于权贵，要搞专业文学创作，似乎这样写可以顺利发表，只不过作品格调很低，往往不能成为经典。而所谓的文学奖评奖，也只是在一些遵命文学作品中挑选一两部相对较好的。真正说实话的敞露心扉的作品却不能入选，岂不是文学的悲哀？

遵命文学自古就有，一直到现在，以至于很多御用文人借此谋生，谋求安身立命之所，其实是对文学的误解，也是对文学的亵渎。作家出名之前，有可能搞遵命文学创作，出了名之后就不要搞这样的创作了，应该写一写自己的心声，写一写民生的疾苦，不然只是搞遵命文学创作，那么创作本身就没有什么意义了，因为谁都会那么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