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元四年（263）洛阳东市。一个叫嵇康的名士被押上来，却不喊冤、不求饶，只让人取来古琴，当众弹起《广陵散》。

更离奇的是，竟有“三千太学生”联名请愿要救他，仍被拒绝。

一个隐居不仕的人，为何会被司马昭判死？

东市刑场

景元四年，洛阳东市公开行刑。

被押赴刑场的，是嵇康。

这不是一场普通的司法处决。嵇康当时在士林中声望极高，既是清谈名士，也是名理文章家、音乐家，又名列竹林七贤。

这样的人物被判死刑，本身就意味着事情已经超出一般是非争讼的范围，而进入权力层面的决断。

史料记载，他在行刑前请求抚琴，弹奏《广陵散》，曲终而叹《广陵散》于今绝矣，随后就戮。

与此同时，有太学生聚集请愿，希望朝廷留其性命，但并未奏效。

命令既出，无从更改。

当时曹魏朝廷的实际权力掌握在 司马昭手中。

司马氏正在完成权力集中与政局整合，对朝野名士的态度非常明确：要么入仕合作，要么被视为潜在隐患。

声望越高、影响越大的士人，越难被忽视。

嵇康恰恰具备这两点特征。

他有广泛声誉，却长期拒绝出仕；他拥有思想号召力，却不愿表达政治效忠。

这样的立场在太平年代或许只是个人选择，但在权力更替的关键时期，就变成了一种态度问题。

因此，东市刑场上呈现的，并不是一位文人的偶然不幸，而是一种结构性的结果：

当个人立场与权力需求长期背离，冲突迟早要以强制方式结束。

行刑只是最后一步。

真正值得追问的，是在此之前多年间，他是如何一步步走到这个位置。

为什么始终拒绝出仕，为什么与权力保持距离，又为什么在关键案件中被卷入其中。

拒绝出仕

嵇康出身宦官家庭，早年迎娶曹操的曾孙女长亭公主，并在曹魏朝廷中任职中散大夫，因此世称“嵇中散”。

魏明帝去世后，9岁的曹芳继位。身为辅政大臣的司马懿和曹爽，将朝堂当成了争权的战场。

为避免日后的政治斗争，嵇康选择辞官淡出仕途中心，更愿意在乡里读书、弹琴、论道，与同道往来清谈。

公元249年，司马懿发动高平陵之战，不仅诛杀曹爽，连同曹氏门生故旧，亲信党羽一律被杀。

身为曹氏女婿的嵇康自然是大为愤怒，准备带着村民支持攻打司马氏的毌丘俭，最终被哥们山涛劝下。

因此，当司马氏主动找上门时，他的态度可想而知。

掌握朝政实权的司马昭曾多次征辟，希望延揽名士以稳固声望。嵇康却始终不配合，甚至刻意避地河东，不与之接触。

对一个普通隐士来说，这或许只是个人自由；但对声望极高的嵇康来说，却拥有广泛影响力。这样的存在，在现实政治中极难长期保留。

更关键的是，是他公开暗讽司马师觊觎曹魏的天下。其中最典型的就是《与山巨源绝交书》。

这封信并非普通私信，而是公开表态。

所谓七不堪、二不可，逐条说明自己自己不能当官的理由。

其中的七不堪针对的是秉性疏懒，不受约束等个人行为习惯，但关键的是二不可。其中的“非汤武而薄周孔”，就是嵇康商汤和武王暗讽司马氏觊觎曹魏的天下。

如此公开表态，司马昭自然是不会容忍他。彼时的司马昭只需要一个借口。

钟会的怨与“吕安案”的刀——从名士矛盾到政治死局

在历史进程中，许多名士的悲剧并非源自宏大的政治宣言，而是由具体人物的恩怨与案件叠加而成。嵇康的处境也是如此。

其中最关键的一环，是钟会。

钟会出身世家，才学出众，又深得司马昭器重，既是文士，也是权臣，前途显赫。

他对嵇康并非一开始就敌对，相反，早期带有明显的仰慕心理，多次登门拜访，希望结交这位名满士林的人物。

但嵇康的态度始终冷淡。

他本就不喜权贵往来，对钟会既不逢迎，也不刻意交好，甚至可以说是刻意疏远。

这种不配合意味着明确的拒绝。

对性格敏感、又身居高位的钟会而言，这种冷遇逐渐转化为怨恨。

由敬生怨，由怨生隙。

个人情绪与政治利益开始重合。

对钟会来说，这既是私人不快，也是政治筹码。

只要把嵇康塑造成不可留用的危险人物，既能报复私怨，也能取悦权力核心。

真正的导火索，是吕安案。

吕安的哥哥吕巽因觊觎弟媳徐氏的美貌，将其灌醉后欺辱了她。吕安知道后要去报官，被嵇康以家丑不可外扬拦住。

却不想，吕巽不仅毫无悔过之心，反而诬陷“挝母”不孝。吕安因此入狱。

嵇康与吕安交好，为其作证辩护。

这本是朋友间的道义行为，但在高度敏感的政治环境中，却变成了可以被利用的把柄。

案件并非单纯民事纠纷，而被上升到政治层面。

钟会趁机进言，诬陷嵇康。

此前累积的拒绝出仕、不与权力合作、影响士林风气、暗讽司马氏等因素，在这一刻被集中放大。

于是，问题的性质发生了变化。

它不再是嵇康是否有罪，而是嵇康是否可靠。

在权力逻辑中，这两者完全不同。

可靠与否，往往比有罪与否更重要。

当掌权者已经对一个人失去信任时，具体理由只需具备可操作性，而不必充分。钟会的进言提供了这样的理由，吕安案提供了这样的机会。

两者叠加，形成了最终的决断。

结果很明确：司马昭下令，将嵇康与吕安一并处死。

从表面看，这是一起因案件牵连的处决；从深层看，这是多年矛盾的集中清算。

嵇康既没有组织反抗，也没有发表激烈言论，却在名望、立场与人事冲突的交汇点上，成为最容易被处理的人物。

他输的，并不是辩论，而是位置。

当个人风骨遇到权力结构，胜负往往在开口之前就已决定。

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东市刑场才显得不再突兀——那不是偶然的终点，而是钟会的怨、吕安的案与司马昭的决断共同推导出的必然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