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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新文库”是商务印书馆于2021年启动的重点学术出版项目，经严格的匿名和集中评审机制，选择出版45岁及以下的中国学者及海外华人学者的优秀成果。经过四年的耕耘，“日新文库”已汇集20位优秀青年学者的力作，在学术界赢得了广泛的认可和关注。值第六辑征稿即将截止之际，学术中心专访了“日新文库”作者，邀请他们就学术创作、学术研究、日常生活等诸多方面分享心得与体会。稿件在短时间内收到了回馈，最终汇集整理成此七篇系列文章。

青年学者如何选择自己的研究方向？是一见钟情的怦然心动，还是日久生情的细水长流？

答案因人而异：有人因一部经典、一个概念的魅力而“钟情”，在文本细读中愈加深入；有人则在漫长的学术训练中逐渐聚焦，于田野深耕里找到安身立命之所。有人从博士论文自然延伸，有人因偶然机缘转向全新领域。

但无论路径如何，这些青年学者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回答一个共同的问题——如何让研究既扎根于生命体验，又回应时代与学术的召唤？

这是一群45岁以下学者的“选题故事”，9位学者分享了他们的研究缘起，关于学术与生命的相遇。

陈乔见

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

义的谱系

中国古代的正义与公共传统

陈乔见 著

从博士论文的“公”“私”观念延伸到“义”观念，有一个日久生情的过程。当然，“义”概念自带魅力，这种魅力体现在它的字义灵活、意涵丰富，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百姓日用而不知”的感觉。我希望能够把它讲清楚，算不上一见钟情，但确实比较钟情于它。

何博超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

说服之道

亚里士多德《修辞术》的哲学研究

何博超 著

亚里士多德是我一直非常崇敬和喜爱的哲学家之一，古希腊哲学和古典学也是我愿意为之奉献学术生命的领域。他的所有作品，我都有兴趣，但相对来说，我想尝试研究其中处于边缘位置但又值得深入挖掘的著作。在这样的著作里，《修辞术》最为复杂，也最有挑战性。

最早知道这部作品的哲学意义，是通过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他非常奇特地在书中指出“我们必须把亚里士多德的《修辞术》看作第一部对日常共在的系统诠释”。随着后来对文本的不断熟悉，才发现这部作品的研究对象是针对希腊的公共演说，尤其是诉讼和议政时的话语活动，而非今天的以辞格和修饰为中心的“修辞学”，至少其标准部分即第一卷和第二卷并不是这样。《修辞术》的任务是从哲学角度审视“说服”本身，同时总结有关的论题。其内容范围相当广博，涉及政治哲学、伦理学、法学、逻辑学、灵魂论、语言学、美学等。这一点对我有强烈的吸引力。此外，它是亚里士多德相当重视的作品，在柏拉图学园任教初期，他就着手写作用于教学，之后不断增补和完善。《修辞术》中汇集的大量流行意见、伦理现象、社会心理，都为他创作后来的实践哲学作品提供了依据。看起来在亚里士多德心中，这本书又不是那么边缘。通过研究哲学史，我也注意到，《修辞术》受到诸多哲学名家的重视，如阿维森纳、阿威罗伊、阿奎那、弗兰西斯·培根、维柯、亚当·斯密、霍布斯、尼采、海德格尔、利科，等等，这个名单可以还列得更长。由此，《修辞术》激发了我的学术热情。

当然还有一点，我对情感问题格外关注。而《修辞术》第二卷还有第一卷一些部分对情感的系统研究在人类思想史上具有开创的意义，也是不可不读的关键文献。亚里士多德对这个问题的处理与当代情感理论有着惊人的相似性。

卢俊豪

中山大学哲学系副教授

情感的力量

道德规范性的元情感解释

卢俊豪 著

我觉得更像是“日久生情”。本科时，我的毕业论文就是围绕伦理学、政治哲学方面的共同善（common good）议题展开的。当时我比较倾向于桑德尔等人的理解，认为人并非作为一种原子式、无负荷的自我而存在，共同体先于个体，甚至对个体的存在和认知具有构成性作用，如今我依然持有这种倾向。但不同的是，我进一步把这种倾向理解为一种情感的倾向，抑或说，这种倾向是以我们固有的情感结构为基础的。因此回顾我从本科到博士阶段的研究，主要是从人的“共同善”过渡到人的“道德情感”，如果我们要理解人的善好，我们就必须进一步探究人的情感。而一旦我们采取了一种情感主义的立场去理解伦理道德，我们又必须回应来自理性主义传统的挑战，而在诸多挑战中最为核心的就是规范性方面的挑战。道德情感主义的先驱、十八世纪的道德哲学家休谟（David Hume）尝试用一种关于人性的实验推理方法解构伦理道德的情感基础，而他的这种“解剖学”计划往往会被诟病为仅仅在描述性的意义上陈述“我们是什么”，而无法在规范性意义上澄清“我们应该如何”。同样，我们就算在描述性的意义上理解了共同体先于个体而存在，甚至论证了共同体的形而上学优先性，我们依旧可以追问为什么应该如此。因此这一暗含在伦理学、政治哲学以及道德心理学探究中的规范性议题，一直是我的关切所在。

梅剑华

山西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直觉与理由

实验语言哲学的批判性研究

梅剑华 著

我最早关注的是语言哲学，尤其是克里普克、普特南提出的指称论。博士期间，因为一些机缘我转向了心灵哲学，尤其是物理主义研究。当我接触到实验哲学后，发现可以和语言哲学作结合，于是就集中阅读实验语言哲学方面的文献，并发表了我的第一篇实验哲学论文“实验哲学、语义学直觉与文化风格”（《哲学研究》2011年第12期），我是接着语言哲学研究进行的。

这中间有偶然有必然，实验哲学的大背景是认知科学、心理学，关注不同文化传统中的哲学差异的根源。我在高中时期读到梁漱冥先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就感觉梁先生的很多论断有进一步探究的空间。实验哲学则运用科学主要是心理学的办法探究人类认知系统的差异。问题是长久关注的，方法则是一见钟情的。

舒瑜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共见之处”

大理鸡足山的多重世界

舒瑜 著

在第一本专著出版之后，我还想继续在大理从事研究，深耕这片田野。最初受到我的博士导师王铭铭教授有关山川研究的启发和影响。2012年由北京大学蒙养山人类学社在成都安仁举办了“山——人类学的视野”国际学术工作坊，我和我的同门就陆续展开了山川的研究。这些年来围绕着“山与社会”这个主题，社会科学界形成了一系列重要的讨论，2016年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举办“山水社会：一般理论及相关话题”论坛；2018年《社会》杂志主办“山与社会”学术工作坊；以及2022年三联书店举办“中国文明与山水世界”、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主办的“山水家园：生活世界中的天人之际”；2025年中国美术学院举办的“山水：行动中的世界观”国际论坛等。这一系列学术会议把“山”、“山水”引入了社会科学的研究视野，重新思考山与社会的关系。“山水社会”、“山水家园”、“中国文明与山水世界”等概念和议题被提炼出来。我一直持续关注学界对这一议题的讨论以及相关的学术成果，颇受吸引。博士毕业入职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后，我于2010年申请到研究所的青年课题启动基金，开始了大理鸡足山的研究。回望这段历程，《共见之处》这本书从课题立项到出版，已经十五载。其中有两三年的时间，我研究了云南德宏德昂族的年龄组织，后来又回到大理继续鸡足山的研究。

田书峰

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

灵魂与存在

亚里士多德《论灵魂》评注与研究

田书峰 著

我选择“亚里士多德的灵魂论或心灵哲学”这一研究方向，无疑是“日久生情”。最初接触这一领域，是在本科阶段阅读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著作时，只是被古代哲学家的思想所吸引，并非一见钟情式的狂热。进入硕士、博士阶段，随着对古典哲学文本的逐字研读、对历代哲学家思想的梳理，以及在导师的指引下开展专题研究，我逐渐意识到，亚里士多德的“灵魂论”的重要性，它不但是伦理学的基础，因为在亚里士多德看来，理智德性和道德德性的二分的基础就是灵魂的理性部分和非理性部分的二分，它也是形而上学的基础，灵魂是第一实体，并且第一推动者或不动的推动者所过的生活就是一个理性的沉思生活。关于快乐和情感的讨论更离不开对灵魂的欲求能力的探讨。久而久之，我就对亚里士多德的灵魂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且萌生了重新翻译、注释这部著作和进行评注的想法。

王坤鹏

吉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越在外服

殷商西周时期的邦伯研究

王坤鹏 著

选择这个研究方向，经历了一个摸索过程。2011年，经硕士导师许兆昌先生的推荐，我通过博士生考试，得以跟随先秦史大家晁福林先生攻读博士学位。博士论文的选题是第二个学期开始的。关于选题，晁师叮嘱我以15到20天为期，调研学术史，选2到3个题目进行汇报，内容须包括题目研究状况、基本史料以及可开拓空间三方面。每次汇报后，晁师一般不置可否，而是要求进行下一期调研。半年多的时间，我调研了十几个题目，已初步摸清了先秦史领域主要的研究课题。

在此基础上，我逐渐对夏商周三代王国的形成与组织形态产生了浓厚兴趣。不过这一题目太大，涉及的具体问题多且复杂，不适合作为博士论文选题。我试着寻找一个能撬动上述课题的支点。其时正好读到周原甲骨文资料，又对王国维等学者的殷周异同之论比较熟悉，故殷周关系就成了我思考的起点。周作为商伯最终取代商成为天下共主，向前推，商最初亦是服于夏的邦伯，向后推，秦最初亦是服于周的邦伯。我由此形成夏、商、周、秦均是“由伯而王”的观点。说清楚“伯”，就有可能对三代王国的形成过程作出有新意、有深度的解读，也能对三代王国的形态与治理有更明晰的了解。此后我就开始围绕商周时期的邦伯开始了长期的研究。

王莅

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人类世界的历史化展开

马克思与西方人类学传统的思想关联研究

王莅 著

按照问题设置，选择“马克思主义人类学”这个研究方向属实是“日久生情”的结果，或者往大了去说，是我成长经历和理论视野积累的结果。我出生在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大学考入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学院，加上自己的民族身份是白族，所以从小的成长经历与大学的学习氛围都将我置身于一种充满“民族”氛围的生活世界之中。

随着哲学专业的深入学习，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学术训练，我一步步从民族地区的经验观察走向民族学理论，进而触碰到论域更广大、思想更深入的哲学人类学。在哲学人类学的影响下，我不仅找到了将自己成长经历“理论化”的一条路径，而且找到了将马克思思想阐释“整体化”的一条路径。所以在我个人的成长过程中，“马克思主义人类学”这个研究方向既有现实根基，也有理论追寻。在进一步的研究中，我体会到现实与理论的互动关系让自己想问题、写文章都充满了一些“生命力”。于是，我现在经常跟学生分享这样一个观点：好的研究首先要对研究者产生“自我教化”的作用，只有将自己的生活世界置入研究的思想世界中，才有可能让学术研究有切己的体验。

赵萱

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副教授

耶路撒冷以东

一部巴以边界的民族志

赵萱 著

可以说，既是“一见钟情”也是“日久生情”，因为我本科专业是阿拉伯语，所以赴阿拉伯国家从事田野调查是一种很自然的选择，但是因为“阿拉伯之春”的影响和限制，最终选择了去一个“犹太国家”进行人类学研究。在本科阶段，相较于语言学习，我对阿拉伯社会和文化就有着浓厚的兴趣，并且在叙利亚有过近一年的访学经历，但由于理论积累的贫乏和懒惰，我真正对于中东社会的解读一直要到了博士毕业以后，在涉猎了生命政治、批判边界研究等理论作品后，才真正体会到我所研究之社会的广度和深度，以及前所未有的兴奋感。

日新文库第六辑即将于2026年2月28日截止投稿，热烈欢迎海内外青年学者踊跃投稿，学界友朋诚意绍介。

我们期待与您的合作！具体要求请见下文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