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任新四军秘书长的中顾委常委李一氓在他的回忆录中，用了不少的篇幅写到他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初的上海，在周恩来的领导下从事特科地下工作的经历，其中特别提到当时为了方便开展工作，组织上还给他配备了一辆高级小轿车。

1927年8月，李一氓跟随曾经的老上司、北伐时期的政治部主任郭沫若从九江赶往南昌，去参加共产党发动的南昌起义。因为路上遭到张发奎部队的阻拦，耽搁了时间，等到赶到南昌时，起义部队已经准备撤出南昌，向广东进军。

李一氓跟随南昌起义的部队南下广东，在潮汕地区遭到敌人的重创之后，部队被打散，李一氓辗转来到上海。接上了党组织的关系，开始从事地下的秘密工作。

这时为了工作的需要，上级党组织交给了李一氓一千块钱，让他去买一辆二手的旧汽车作为代步工具，同时让他尽快要学好开车，并要领到英租界工部局颁发的驾驶执照。

李一氓当时只有二十来岁，正是年富力强的年纪，大概只用了一两个月就通过了工部局的考试，很快就拿到了私人汽车的驾驶执照。

与此同时，李一氓通过自己的关系，到处托人物色合适的二手轿车。很快朋友给他介绍了一位卖家，价钱还比较便宜，不到一千块钱，这是一辆英国造的小奥斯汀轿车（AUSTIN BABY）。

英国造的奥斯汀轿车

李一氓说，他当时到哪里去，都开着这辆英国造的小轿车，很快当时来往的朋友当中，就有人知道他搞了辆私人轿车。李一氓就说是“开着玩”，好在这些人也没有问他买车的钱是哪来的，日常消耗的汽油费又从哪里来？

李一氓在书中还谈及了当时上海滩的汽油价格，每加仑大概还不到一块钱。自然这个费用主要也是组织上给报销。

组织上给李一氓配的这辆小轿车，自然是为了工作上的方便和需要，更多的时候，这辆汽车就是组织上的一个交通工具，李一氓的职责就是当好司机，把车子开到目的地。

至于车上坐的人是谁，车上放的东西是什么，做地下工作的李一氓知道地下工作的纪律：不该问的不问，不该打听的不打听。

当然，这样的情况也不是每天都有，有时是一个星期一次，有时一个月也没有一次。一句话，组织上对李一氓这辆车的使用还是非常谨慎的。

上世纪三十年代初期的上海，街道上跑的私人汽车并不多，加上李一氓年轻眼力好，所以开了十来个月的车，李一氓只收到了一张交通违章的罚单。

而李一氓的这张交通违章罚单是怎么得到的。说来也挺有意思的，原来当时上海南京路上行驶的车辆，规定顺着街面左边停是几点钟到几点钟，顺着街面右边停是几点钟到几点钟，在规定的时间内，车子不准停在相反的一面。而有一次，李一氓开车时疏忽了这个规定，所以被抄了号码，收到了一张罚单。

那时上海的汽车违章罚款是怎么进行操作的，李一氓在回忆录中对此也有非常详细的叙述。

巡捕（也兼任当时的交通警察）如果认为你的行车违章时，会抄下你的车牌，和司机的执照的号码，交由管罚款的一个机构，由这个机构给你发一份罚款通知，司机按照这个通知上所规定的书目，交上罚款就了事了。

李一氓这个开汽车的本事，后来眼看差不多就要荒废掉了。抗战初期，李一氓在新四军当秘书长，有一次和新四军的副军长项英同车从皖南到武汉，司机连续开了十个钟头，实在开不动了，这时李一氓便赶紧让司机休息一会儿，他上手开了两个钟头。这样，又把开车的手艺重新捡起来了。

抗战胜利后，部队在淮阴搞来了几辆美式的吉普车，李一氓七弄八弄把车子开出去，惹得不知道他有这个本事的同志们都很诧异，没想到李一氓还有这么一手。

1931年中共特科的负责人顾顺章叛变之后，上海的地下工作日益恶化，工作很难继续开展下去，这时党中央决定把在上海工作的同志转移一大部分到江西的中央苏区去。李一氓就是其中之一。

就这样，李一氓按照党组织的要求，把他那辆英国造的“奥斯汀”二手轿车给变卖了，卖车的款项就作为李一氓的安家费用和去中央苏区的所有的路上开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