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如晨

读到波士顿咨询集团（BCG）1月8号发布的一份报告，Trade in Transition: How to Prepare for a Patchwork World Order（《贸易转型：如何应对碎片化的世界秩序》），颇有些感触。

报告的核心是，通过构建未来10年全球贸易的四大场景，试图确立“多节点贸易碎片化”这一最具发展动量的趋势，为解读当前全球经贸秩序变革提供核心的分析框架。

报告的核心分析模型，打破了“全面贸易冲突”与“回归自由开放”的二元认知，并将全球贸易梳理为四大核心节点：

一、坚持“美国优先”的美国。持续强化贸易壁垒与技术封锁。

二、兼顾自主与开放的中国。

三、践行规则导向的“多边主义国家集团”。包括欧盟、日、加、澳等，推动区域协同深化。

四、中国外的金砖国家，注重主权自主，寻求多元合作。

同时，报告强调，全球化不会终结，全球贸易也将保持韧性，但会加速重构，形成规则各异、相互交织的新型贸易生态。

而这种生态，既考验着各国的战略抉择能力，也对企业的全球化运营提出了全新挑战。

而中国自身作为独立节点，既需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也需依托自身优势构建新的发展动能。

从这一模型框架出发，解析中国重构的现实基础、核心挑战与实施路径，成为理解中国如何适配并引领碎片化贸易格局的关键。

BCG模型揭示的全球贸易节点化格局，为中国重构提供了清晰的外部坐标，而中国自身的贸易特征与发展韧性，则构成了重构的内在基础。

从模型对中国节点的定位来看，“自主与开放并行”的发展逻辑已初步成型。

比如，在关键技术领域持续推进自主可控，规避外部供应链断裂风险，同时主动深化与全球南方的贸易绑定，尤其是与其他金砖国家的贸易合作呈现强劲增长态势。

据海关总署2025年数据，当年前5个月我国对其他金砖国家进出口1.31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2.1%，高出同期我国外贸整体增速3.8个百分点，其中机电产品出口占比近70%，能源与矿产进口占比超76%，双边贸易互补性极强。这一增长态势不仅为国内产能提供了广阔市场，也通过能源、资源等领域的互补合作，夯实了产业链安全基础。

对比其他节点，美国的单边主义势必会导致其贸易增长乏力。据WTO和IMF2025年8月联合发布的数据，美国当前平均关税税率已升至20.1%，为20世纪10年代初期以来的最高水平，远超此前的历史高位。而“多边主义国家集团”虽规则协同但内部差异显著。金砖国家（不含中国）则面临发展不均衡的问题。

这些特征恰恰为中国重构提供了差异化的合作与突破空间。

因为，本地有多竞争力要素。

比如，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与完整工业体系的优势，在碎片化格局中就不可或缺。14亿人口的内需市场，能够缓冲外部需求的波动。而我国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涵盖41个大类、207个中类、666个小类，500种主要工业产品中220多种产量位居全球第一，2023年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比重约30%，这种完整的工业体系支撑起供应链的自主调整能力，这两大优势成为中国应对碎片化冲击、推进重构的核心底气。

中国的重构也不可能孤立进行，而是会在BCG模型的四大节点网络中，构建差异化的协同合作体系。这既是应对外部挑战的必然选择，也是重构的核心路径之一。

比如，针对“多边主义国家集团”，中国的重构方向可侧重规则对接与利益融合。该集团涵盖的欧盟、日本、越南等经济体，是中国重要的贸易伙伴，其对规则协同的重视，要求中国以制度型开放为抓手，主动对接CPTPP等高标准经贸规则，在知识产权保护、劳动标准、环境治理等领域深化改革。

这种对接并非简单的规则跟随，而是通过改革提升自身市场竞争力，同时以规则共识打破贸易壁垒，比如当前中国正推进自主单边实施《中欧全面投资协定》（CAI）中的负面清单承诺，在金融、电信、云计算等服务业领域进一步放宽外资准入，并加快与欧盟开展航空领域关税下调谈判，正是通过规则协同实现互利共赢的重要尝试。

而对于中国外的金砖国家以及其他全球南方经济体，中国的重构重点，可通过强化互补合作与能力建设展开。

依托“一带一路”倡议，中国可进一步拓展与这些国家在基础设施建设、产能合作、贸易便利化等领域的协作，通过共建物流通道、共享发展经验，帮助其提升贸易能力，同时构建更加紧密的南南合作网络，让中国的贸易增长与全球南方的发展需求深度绑定，形成抵御碎片化冲击的合力。

在推进外部协同的同时，中国的重构更需要夯实内部基础，破解自身发展与外部环境带来的双重挑战，这其实也是BCG模型为中国节点发展敲响的警钟。

从外部挑战看，美国的关税壁垒与技术封锁是最直接的阻碍。2025年，WTO和IMF数据显示美国对全球平均关税已升至20.1%，对中国相关商品的关税更是居高不下，同时在半导体、稀土等关键领域的技术管制，试图阻断中国产业链升级路径。

而内部挑战上，中国经济正处于转型升级关键期，人口老龄化、产业结构失衡、区域发展不均等问题，要求重构必须兼顾短期稳增长与长期高质量发展。

为应对这些挑战，中国的内部重构需聚焦两大核心：

一、以创新驱动突破技术瓶颈，加大基础研究投入，完善科研激励机制，集中力量攻克“卡脖子”技术，构建自主可控、安全高效的产业链供应链，降低对外部技术与核心零部件的依赖；

二、深化国内改革释放内需潜力，通过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推进区域协调发展、缩小收入差距，进一步激活超大规模市场的活力，让国内大循环成为支撑贸易重构与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

只有内部基础夯实，中国才能在外部碎片化格局中保持战略定力，实现重构目标。

企业作为贸易活动的微观主体，其转型调整是中国完成重构的重要支撑，这也与BCG模型为企业提出的应对方向高度契合。

在碎片化的规则环境中，中国企业的重构实践需围绕区域市场适配、韧性、效率三大关键维度展开。

首先是适配不同节点的规则体系。

针对美国市场的关税与技术管制，企业可采用“中国+1”的多元化布局策略；在东南亚、拉美等地区设立生产基地，规避贸易壁垒，例如2025年海尔、海容冷链等企业密集在印尼启动冷链设备生产基地建设，通过本地化生产将产品交付周期缩短30%以上，有效规避贸易壁垒并抢占东南亚蓝海市场；针对“多边主义国家集团”的规则要求，主动完善合规管理体系，确保产品与服务符合其标准。

其次是强化供应链韧性。

尤其可通过数字化手段实现供应链全链条可视化，掌握各环节的地域分布与风险点，同时构建多元化的供应商网络，避免对单一国家或地区的依赖，尤其在关键原材料与核心零部件领域，要提前布局替代来源，从源头降低供应链断裂风险。

再次是提升运营效率。

这是企业在全球贸易碎片化竞争中，压缩跨国运营成本、巩固核心优势的关键。企业可依托数字化赋能全球化全链路，通过跨境工业互联网串联海外产供销资源，打破地域信息壁垒；在海外工厂部署智能产线与 AI 检测系统，同步提升产出效率与合规适配能力。据工信部 2025 年报告，具备国际化智能运营能力的标杆企业，跨境订单交付周期缩短 35% 以上，全球库存周转率提升 40% 以上。此外，企业可动态调整全球产能布局、推行精益管理，打通海内外决策链路，以高效协同应对复杂国际经贸环境。

此外，当然也需要本地政策面的指引与支撑，立足自身发展阶段谋划长远。

外部政策需坚持多边主义，参与WTO改革以完善包容均衡的全球贸易规则，同时运用双边与区域合作机制，拓展高标准自贸网络、协同政策降本纾困。内部政策要推进制度型开放，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以优化营商环境；加大科创政策支持、强化知识产权保护，激发企业创新活力；依托重点区域引领，带动全国产业升级与贸易转型。政策的系统性发力，将为中国贸易重构筑牢稳定制度环境，锚定高质量发展方向。

当然，重构之路不可能一帆风顺，一定会与美国，乃至另外两个节点之间处发生持续的龃龉与磨合。但可以肯定的是，中国的全球贸易长期向好的趋势明确。

未来几年，全球贸易节点的力量对比可能进一步调整。比如美国与北美邻居的贸易协定谈判、金砖国家的持续扩容，都将为中国重构带来新的变量。

而可以确定的是，碎片化的贸易格局将长期存在，中国的重构也需保持动态调整的灵活性。在这一过程中，中国需始终坚持“开放包容、互利共赢”的核心逻辑，既不闭门造车搞封闭发展，也不盲目跟随丧失战略自主；既要通过内部改革夯实基础，也要通过外部协同拓展空间；既要关注短期贸易韧性的提升，也要着眼长期全球治理话语权的增强。

比如，中国可主动引领全球南方国家在数字贸易、绿色贸易等新兴领域的规则构建。当前中国已在自由贸易试验区试点数据出境负面清单管理模式，积极参与WTO电子商务谈判，推动构建统筹发展与安全的数字贸易规则体系，将自身发展经验与新兴市场的需求相结合，形成具有包容性的贸易规则体系，这既是中国重构的高阶目标，也是为全球贸易秩序完善贡献中国智慧的重要体现。

综上，BCG的“多节点贸易碎片化”模型为我们理解中国的重构命题提供了清晰的分析框架。

面对碎片化的世界，中国的重构并非被动适配，而是主动作为的系统性工程，即以内部创新与改革为根基，以外部差异化协同为路径，以企业转型与政策支撑为保障，在复杂的节点网络中构建“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发展格局。

这一重构过程，既是中国应对全球贸易秩序变革的必然选择，也是实现高质量发展、提升国际竞争力的内在要求。在这一进程中，中国唯有坚持开放与自主并重、合作与竞争并行，才能在碎片化的世界中站稳脚跟，完成自身发展的重构，同时为全球贸易的稳定与繁荣注入持久动力。

突然想到前段海南封关。在夸克看来，它正是上述双循环互相促进的一种飞轮与载体。即通过“一线”放开、“二线”管住的监管模式，既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吸引全球资源要素，又依托岛内市场培育新动能，实现内外循环的高效联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