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的地图》

作者：成一农

版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25年10月

古代的皇帝和各级官员会使用地图吗？

对于现代人而言，地图在生活中似乎已经无处不在，无论是在城内步行、骑车还是驾车，百度地图、腾讯地图和高德地图等各种以“地图”为名的导航软件似乎已经成为必备工具，更不用说外出前往陌生地点出差、旅行和开会了。记得多年前，如果去外地参加学术会议，往往需要在出发前用地图查好从机场、火车站前往会议地点的路线，有时还要在地图上事先查阅会议周围的商店、饭馆、古迹，以及需要拜访的朋友的位置，等等，当然那个时代主要使用的是纸本地图。随着社会的发展，近些年的很多会议手册上已经体贴地附上会议地点及其附近区域的地图，甚至会温馨地告知从机场、火车站前往会议地点的路线。不过，在手机导航软件非常普及的今天，这样的体贴和温馨已经显得不那么十分必要。

地图已经日益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那么在国家政务处理中又是什么样子呢？这是一个颇有意思的问题，对于大多数人而言，极少有机会看到政府处理公务时的公文，在政府对外发布的众多公告和规定等文件中似乎极少附有地图，甚至在那些关系到老百姓切身利益的停水、停电、停气，以及交通道路的修整、公共汽车路线的调整等涉及具体地理空间的通知、通告中也极难见到地图。日常生活中见到最多的具有法律效力或者其背后有着政府背书的地图可能就是房产证中的房产布局图了。所以，在现代社会大多数民众的印象中，除非涉及非常专业的内容，否则在政务处理中似乎极少使用地图。

那么古代又是什么样的情况？或者说，古代的皇帝和各级官员在处理日常政务的时候会使用地图吗，使用地图的频度如何，地图在日常政务处理中发挥的具体作用又是什么？

《三国》（2010）剧照。

本书即希望通过乾隆帝政务处理中对地图的使用来对这一系列问题进行初步回答。之所以选择乾隆帝，一方面是因为相对于其他时代，乾隆时期留存下来的地图以及相关文本文献的数量较多，且乾隆帝在位时间很长，以他为对象，在讨论这种有些“冷门”的问题时，不会因为资料的缺乏而焦虑，虽然相对于文本而言，留存下来的地图依然是极为不全面和缺乏的。另一方面，乾隆号称“十全老人”，且精力充沛，对于王朝各方面的事务他都要亲力亲为，这点从本书的分析中就能看到；而且从现存的文献来看，乾隆帝确实非常勤政，加上在位60年，他对于处理王朝各方面的事务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地图不仅是他掌握政务信息的工具，也是他与相关大臣处理政务的媒介，由此我们也就能对地图在政务处理中发挥的功能进行更为深入的讨论。

不过还需要说明的是，乾隆帝在政务处理中对地图的强调和使用地图的频度，并不是中国古代皇帝的共性，甚至不是清朝皇帝的共性。乾隆之后的清朝皇帝，对地图的使用就逐渐不再那么重视，逐渐不再基于地图对相关政务提出自己的意见，对于奏折中所附地图提出的“意见”往往只是“图留中”“图留览”。

古代的地图是什么样的？

现代人已经非常熟悉带有经纬度，或者不带经纬度，但其本身是基于经纬度数据按照比例尺绘制，且正方向为上北下南的标准地图。在这类地图上，各类地理要素也大都通过在图例中进行了说明的符号标注在图面上，其中一些符号，即使没有图例中的说明，我们也大致能猜出它们的含义。虽然这样的地图通常不太“好看”（这里的“好看”，指的是艺术层面），但对于现代人而言，很容易上手，毕竟我们现代人，从小学甚至幼儿园开始，就已经逐渐习惯在日常生活中阅读这样的地图，同时在不同阶段的学校教育中，也都直接或间接地受过阅读这类地图的训练，即使在陌生的城市或者乡村，通过这样的地图，我们也能找到需要的地点，只是有些时候需要花费一定的时间。不过，随着地图软件检索定位等功能的逐渐强大，对于普通人而言，纸本地图已经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中国古代的地图则完全不是这样。留存下来的中国古代地图，官方绘制的，尤其是那些地方呈送中央和皇帝阅览的地图，通常绘制得极为精美，也许在当时的艺术家看来，这些“图”过于匠气，缺乏文人画所强调的气韵，对于第一次阅览这样地图的现代人而言，却往往会受到视觉上的冲击。但除了清晚期在传统地图向现代地图转型过程中绘制的那些地图，中国古代绘制的地图既没有统一、标准的正方向，也基本没有图例来解释地图上符号的含义，甚至有些地图本身就没有正方向，也没有比例尺，更不是基于经纬度数据绘制的，对于作为“小白”的现代人而言，拿到这样的地图，要弄清地图对应的地理区域，可能要花费一番功夫。

即使搞明白了地图对应的区域，对于现代人而言，下一个问题就是怎么摆放地图，或者说，地图的正方向是什么。虽然中国古代的有些地图存在大致的正方向，但绝大部分这类地图中地理要素之间的方位，只是粗略标绘的，有点类似于我们今天有时会说的某某地在某某地东北，而其中的“东北”是一个非常模糊的概念。更为麻烦的是，类似于河工图、航海图等描绘线状地物的古代地图，其本身大都没有正方向，地图上的方向随着河流和海岸线的变化而变化。还有就是，由于具有比例尺，我们可以通过现代地图上地点之间的相对距离来估量地点之间的远近和对应的实际距离，但如果将这一常识运用到古代地图上的话，就会犯严重的错误，因为古代地图上地点之间的相对距离是完全不准确的，经常看到用文字标注长度为50里的道路绘制得比70里的还长。而且古代地图上的距离通常只是道路距离，而不是直线距离，原因也非常简单，一方面测量直线距离投入的成本很高，同时还需要进行大量计算，另一方面对于绝大多数用途而言，道路距离比直接距离更为有用。

此外，对于现代人而言，地图的功能在于找路或者找地方、测距离和面积等，因此其绘制要准确，而对于古人而言，地图有着更为广泛的目的，如表达空间秩序、展现某些思想理念等，这也是理解古代地图的出发点；而且现代地图所展现的道路、方向以及地理要素的长度、宽度等数据，古代地图有些时候是使用文字附在地图之前或者之后的。总体而言，现代人赋予现代地图的“准确”，在古人绘制和使用地图时并不那么重要，更不是其关注的重点，从这一意义上说，中国古代地图与现代地图基本是两类东西。

中国古人想象的世界“地理秩序”

为了便于理解，下面以大连市旅顺博物馆所藏《杨子器跋舆地图》为例进行介绍。

《杨子器跋舆地图》原图应当绘制于明正德七年（1512），但现存的这幅地图的凡例中有“嘉靖五年岁次丙戌春二月吉日”等字，表明大连市旅顺博物馆收藏的这幅地图应当是明嘉靖五年（1526）或者之后摹绘的。这幅图为绢底彩绘，图幅纵165.6厘米，横180厘米，在现代人看来非常大，在中国古代地图中则大致属于正常范畴。这幅地图的绘制者不详，原图也无图名，由于其下端中部有杨子器撰写的跋文，因此被命名为《杨子器跋舆地图》，这种命名方式也是目前对那些没有图名的中国古代地图通常的命名方式。

《杨子器跋舆地图》（局部）。《乾隆的地图》插图

在现代国际秩序普遍建立之前，世界不同地区的文明对于世界的“地理秩序”都有着各自的想象。与客观地理不同，“地理秩序”是人们基于对各类人文、自然地理要素重要性的认知，在地理空间中对这些地理要素的位置、占据的面积的安排，是主观的，也是想象的。在对“地理秩序”的想象和构建中，每个文明通常都将自己安排在地理空间的中心，而将那些被认为不太重要的国家和区域放置在边缘。中国古人也是如此，他们以自己为中心，想象了自己与周边以及世界其他区域、族群之间的关系。《杨子器跋舆地图》正是中国古人想象的世界“地理秩序”的表达。

《杨子器跋舆地图》的绘制范围东至大海，东北至今天辽宁塔山一带，北至蒙古高原，西北至撒马尔罕一带，南达中南半岛。不过，在现代人看来，这幅地图绘制的非常失真，明朝的“疆域”被夸张地放置在了地图中央，占据了图幅的绝大部分面积，且周边各国和地区被绘制的非常之小，甚至只是示意性的，位置上也存在很多错误。如位于大洋中的岛屿和国家，基本被用圆圈和三角形表示；地图南侧的中南半岛更是完全失真到成为附属于明朝“疆域”南侧的一块破碎的、大致呈扁平状的陆地，我们现代人几乎难以识别出来。类似于此的地图，在中国古代极为常见，这种描绘“天下”的方式，其思想根源就在于中国古人想象的世界“地理秩序”。

中国古代有一句名言“溥天之下，莫非王土”，因此在古人心目中，天下的土地都属于王朝。但紧随而来的一个问题是，虽然“溥天之下，莫非王土”，是否所有“土”都是平等的？答案是否定的，这就涉及上文提到的对“地理秩序”的想象。在中国古人的观念中，“天下”是由“华”和“夷”两部分构成的，其中“华”因为在文化上占据优势，因此居于统治地位，而“夷”则处于臣属地位。那么“华”在哪里呢？“华”显然就在中华文明所在的地区，也就是“九州”和“中国”。而且“中国”一词，使得“华”“九州”应当位于“天下”之中。“华”的位置确定之后，“夷”就只能位于“华”以外的地区。由于文化上的轻视，古人对于“夷”以及“夷地”并不太在意。由此形成的“地理秩序”，正如著名历史地理学家唐晓峰所说：“在传统中国人的世界观中，王朝并非占据整个‘天下’，说皇帝坐‘天下’，这个‘天下’只是形容他天下独尊的地位，并不是严格的地理语言。他们知道，在天的下面，除了中国王朝，还有不知边际的蛮夷世界。只是对于这个蛮夷世界，中国士大夫不屑于理睬。”

受到这种思想影响，中国古代绘制的“天下图”，都将统治了王朝的以“华”为核心的直接统治区域，或者现代人所谓的“疆域”，放置在地图中央，而且由于对“华”的绝对重视，“华”也就占据了整个图幅绝大部分面积。同时，由于“天下”是由“华夷”构成的，图中也必须表示“夷”，否则这样的“天下”就是不完整的，也不是对王朝的完整体现，但由于中国古人太不在意“夷”了，地图中通常只描绘与中央王朝毗邻或者有着朝贡关系的“夷”，且它们也只是被按照大致方位随意地点缀在地图周边。

古人的读图能力如何？

理解了这一点，我们才能理解《杨子器跋舆地图》的绘制方式，也才能理解这幅地图对于现代人所看重的地理位置、相对距离和比例尺等如此不协调的处理方式。事情到了这里还没有结束，与现代地图相似，中国古代地图上也有着各种符号，《杨子器跋舆地图》也不例外，如对不同层级的行政区划治所所在的城市使用了不同的符号。这些符号，在现代人看来应该只是代表了不同层级的行政治所，但实际上并非如此。中国王朝时期的绝大多数古地图中基本不存在用于解释“符号”的“图例”，《杨子器跋舆地图》是少有的例外，其对使用的符号的含义进行了如下叙述：

京师八其角，以控八方也。

蕃司为圆，府差小焉，治统诸小，非一方拘也。

州为方，县则差小，大小各一方也。

附都司、卫所，加城形者，示有捍御，不附书，总具图空，不得已也。

守御所特设者，斜其方，以武非治世之正御，与都司以次而大，因其势也。

夷邦三其角，偏方也，不多及者，纪其所可知者耳。

宣慰司以下无别者，王化所略也。

山川、陵庙各随形以书其名，非特纪名胜，正以定疆域也。

简言之，这些符号除表达了行政等级之外，实际上还表达着文高于武、华比夷要优越的地理秩序，而这点是我们现代读者不太好理解的。可以想见，如果没有这段解释性文字，现代读者可能根本不会意识到，这幅地图上使用的符号具有如此深层次的含义。而《杨子器跋舆地图》上使用的符号存在于众多中国古代地图上。由此我们可以推论，由于中国古代地图通常缺乏用于解释符号的图例，这些地图的阅读群体应当属于一个高度专业化的封闭的交流系统，他们可以理所当然地理解符号所呈现的深层次含义；虽然很多地图上使用的符号的某些含义比较直接或者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也可以被“交流系统”之外的人所“部分”理解，但这并不代表古代的普通人能全面和准确理解这些符号的含义。其实现代地图也是如此，试想如果不是我们从小受到了阅读这些地图的训练，很有可能我们也不能理解现代地图上那些五颜六色、大大小小符号的准确含义。

还要提及的是，大多数现代人甚至可能都无法准确识别出这些符号所代表的行政等级，因为要掌握这种能力，需要受过相关的历史训练，至少要理解明朝的地方行政制度及其等级，如府州县以及军事机构“都司”和“卫所”的等级序列，这显然不是一种普遍知识和能力。古人实际上也是如此。

《乾隆王朝》（2003）剧照。

地图中使用的线条和颜色也是如此。如《杨子器跋舆地图》中绘制的红色线条，表示的是道路，还是行政区划的边界？如果是行政区划的边界的话，是省界还是府界？还有，如果仔细阅读，就会发现这幅地图中的岛屿有两种绘制方式，一种是平面的，大致勾勒出岛屿的轮廓，另一种则将岛屿绘制得类似于山体，这是有意为之，还是无意为之？对此估计大多数掌握了现代地理知识的人都难以迅速给出明确的答案。

只是到了近年，长期从事古地图研究的孙靖国通过细致研究才明确指出：“在中国古人看来，岛屿虽然处于水域，尤其是大海中，但与陆地上的地物并无本质上的区别，只不过处于水中而已，所以基本上会根据目测感受把海中基岩或火山喷发形成的岛屿绘制成山形。与此同时，将岛屿绘制成平面轮廓，则或是描绘较大规模岛屿，或是描绘河流中及出海口处堆积形成的沙洲，抑或突出少数较大或较平坦的岛屿的特殊形态。”由此来看，《杨子器跋舆地图》中岛屿的不同画法应当是有意为之的，要看出其中蕴含的内容，同样需要相关的专业知识，或者要受到过训练。

总体而言，古代地图的绘制理念与今天的地图存在本质差异，因此我们不能用现代地图的标准以及阅读方式来评判和使用古代地图。说到这里，我想提出的一个观点是，虽然所有人都可以阅读地图，但要全面、准确地理解地图上所传达的信息，则需要受过一定的“训练”以及对相关习惯和文化有着相当了解。由此，在中国古代，阅读、读懂以及使用地图实际上是一种能力，或需要受过专门的训练，或需要长期地使用。实际上阅读和使用现代地图也需要一系列知识，也是一种能力，只是由于教育的普及以及地图使用的广泛，这种能力变得非常普遍，难以被我们意识到而已。

本文选自《乾隆的地图》，为作者为该书所作的导言（部分），较原文有删节修改。已获得出版社授权刊发。

原文作者/成一农

摘编/何也

编辑/何安安

校对/赵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