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英伟达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黄仁勋发表一份措辞明确的声明：“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只比美国落后几纳秒。”与此同时，有社交媒体账号借用一个经典“梗”，将欧盟比作一名巴黎咖啡馆的顾客，悠闲地啜饮着咖啡。这一尖锐对比，凸显了欧洲在全球科技竞争中面临创新滞后与雄心不足的窘境。当前，欧洲正站在一个关乎未来命运的十字路口。曾经的世界经济中心，如今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竞争力危机。要扭转这一趋势，欧洲需要进行一场深刻的内外革新，其核心在于破解内部治理僵局、重塑创新生态系统，并以超凡的政治智慧开拓对外合作新空间。

欧洲竞争力的结构性问题早已不是秘密。一年前，一份深刻诊断欧洲经济问题的权威报告——《德拉吉报告》精准指出了欧盟在协调产业政策、提升决策效率与启动大规模投资上的不足，引发欧盟内部的广泛共鸣，包括冯德莱恩在内的欧盟领导层也屡次强调提升竞争力的紧迫性。然而，言辞上的共识并未能完全有效转化为实际行动。一年过去，报告提出的数百项具体政策建议仅有约一成得到全面实施，算上部分进展，落实比例也仅三成出头。这些数据如同一面镜子，映照出欧盟内部协调的艰难与成员国之间利益分歧的根深蒂固。它清晰地表明，欧洲竞争力提升的首要障碍，是缺乏将蓝图变为现实的务实政治决断、执行能力和制度韧性。这种“知易行难”的困境，正令欧洲在应对紧迫的全球竞争中消耗着宝贵的时间。

当内部改革步履艰难之时，欧洲创新生态系统的深层危机，导致了其在人工智能、半导体和量子计算等关键技术领域的落后与被动，承受着越来越大的外部竞争压力。布鲁盖尔研究所最新报告显示，欧盟国家复制来自中国或美国的创新成果，平均需要18至24个月。即便在欧盟内部，技术复制的速度也非常缓慢，彼此复制突破性成果所需的平均时间，接近或长于复制中国专利所需的时间。

本应是要素高速流转的内部统一市场之所以成了“创新洼地”，主要有四方面原因：一是融资体系存在严重错配。欧洲创新过度依赖公共财政，而缺乏美国那样庞大、成熟且敢于承担风险的资本市场。这使得许多颠覆性的创意因缺乏早期资金支持而夭折。二是单一市场存在深度碎片化。表面上统一的欧盟市场，在实际运作中仍受制于各国语言、监管体系的复杂性，以及可能过于繁琐的数据保护规则。这使得新技术、新商业模式难以跨越国界，实现高效规模化和商业化。三是商业动能与领军企业不足。欧洲缺乏像美国那样具备强大流动性、雄厚研发实力和全球商业化能力的科技巨头作为创新引擎。这导致基础研究与市场应用间出现严重脱节，许多优秀科研成果无法转化为有市场竞争力的产品。四是企业创新主体角色被边缘化。与中美相比，欧洲的企业并非创新的绝对主力。其根源在于，“基础性研究缺乏统一市场，而欧盟单一市场又呈现碎片化，这限制了企业将创新成果商业化，从而获得盈利的能力”，最终削弱企业投入研发的根本动力。

面对这些内忧外患，欧洲要重振竞争力，必须要实施一场坚决的自我革新，同时在对外关系中展现高度的战略务实。对内，要敢于打破制度壁垒，彻底激活创新基因。对外，则要超越零和思维，秉持战略务实，正视中国作为转型“助力”的一面，而非“威胁”。近来欧盟在电动车、半导体及关键基础设施等领域的一系列趋紧政策，反映出其在将对华“系统性竞争”的认知转化为具体政策时，可能存在切断重要外部技术与市场渠道的风险。

因此，欧洲应基于清醒的利益评估，在维护公平竞争环境的同时，于气候变化、绿色转型、数字技术等关乎全球未来的关键领域，主动设计与中国的建设性合作议程，在动态平衡中寻求合作。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所强调的“与中国脱钩既不可行，也不符合欧洲利益”，应成为政策制定过程中不可动摇的底线思维。同时，主动加入到中美等国家间快速的技术双向流动中，学习和吸收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创新成果，以此缩短自身的技术追赶周期，弥补创新生态的暂时不足。

欧洲的竞争力危机，根源是治理效率、创新活力与战略自主性的综合危机。没有坚定的决心，就无法打破阻碍发展的制度与心理层面的约束；没有客观审慎的政治智慧，就找不准自身定位，制定不出连贯、稳定且务实的对外合作战略。“下午茶”的时间已经过去，世界发展的脚步不会为任何人停留，欧洲必须凝聚共识，以客观理性的态度回到全球合作的大舞台。（作者是复旦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主任，欧盟让·莫内讲席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