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十五讲》

冯天瑜 著

2024年3月

第十一讲 乱世裂变——魏晋南北朝文化

（节选）

“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这种分合转化不仅表现在国家政治上，文化进程也大体遵循此例——殷商西周是一元官学时代；东周则离析出多元私学；秦汉又力加整合，几经试验，终于定型为以儒为宗，兼纳道法阴阳的一元帝国文化；魏晋南北朝近四百年间（185—581），社会破碎，一元帝国文化随之崩解。这种“分而合，合而分”的周期性转换，并非平面式的循环往复，乃是螺旋式上升过程，每一次“分”，意味着文化朝丰富多元发展；每一次“合”，意味着文化向深刻综汇迈进。而魏晋南北朝再次出现的文化多元走向，则是对经学弥漫的两汉一元帝国文化的反动，是人文自觉的一次生动耀现。

文学自觉

魏晋以降，儒学失落，文学艺术从儒学伦常的樊篱中解放出来，认识文学艺术自身特征的“缘情”说和“神思”说脱颖而出。这是中国文化史上值得一书的现象。

先秦的诗论以“言志”为主，两汉经学更把文艺全然视作礼教工具。魏晋时“缘情”说渐占上风，如西晋陆机（261—303）在《文赋》中提出：“诗缘情而绮靡”的观点；刘勰的《文心雕龙》认为“诗者，持也，持人情性”；钟嵘的《诗品》强调诗歌的特征是“动天地，感鬼神”，“摇荡性情，形诸舞咏”。与此同时，魏晋文论重视“神思”，陆机的“心游万仞”，葛洪（284—364）的“心存魏阙”，都是强调艺术想象；刘勰更主张“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然动容，视通万里”，如此方能“传神”、“畅神”。高度重视形象思维，承认文学艺术自身的规律，使文学摆脱经学的附属地位，以“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登上大雅之堂，这是魏晋文化的一大进步，文学由此进入“自觉”时代。

魏晋南北朝的文学艺术实践也闪耀着文学自觉的光焰。

以诗歌而言，“三曹”、“建安七子”的作品气势雄伟，慷慨悲壮，如曹操《龟虽寿》“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观沧海》“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气韵深沉，风格苍劲；曹植（192—232）的诗“粲溢今古，卓尔不群”；陶渊明（376—427）辞官归隐的诗作兼有平淡与爽朗之胜；谢灵运（385—433）令两晋盛行的玄言诗告一段落，开山水诗之先河，所谓“庄老告退，而山水方兹”。鲍照（约414—466）、庾信（513—381）使五言诗、七言诗趋于成熟，李白、杜甫均从其吸取营养。总之，建安诗和六朝诗，上承诗经、楚辞、汉乐府，下启唐诗。

民歌在魏晋南北朝呈现繁盛景象。《孔雀东南飞》、《木兰诗》千古传诵；东晋南朝的《子夜歌》、《西洲曲》，十六国、北朝的《陇上歌》、《敕勒歌》脍炙人口。

魏晋间的散文也多有佳篇。诸葛亮（181—234）的《出师表》情真意切，感人肺腑，所谓“出师表惊人文字，千秋涕泪”；嵇康（224—263）的《与山巨源绝交书》“非汤武而薄周孔”，嬉笑怒骂，直抒胸臆；李密（224—287）的《陈情表》抒写与祖母“形影相吊”的深情，语气恳切，委婉动人；陶渊明的《桃花源记》有曲折新奇的故事，有栩栩如生的人物，更刻画没有剥削压迫，百姓“怡然自乐”的理想世界，为千古之至文。人称现代文豪鲁迅“托（托尔斯泰）尼（采）思想，魏晋文章”，正是赞颂鲁迅与魏晋文风的洒脱深刻古今相照。

魏晋南北朝还是小说的开创时代。刘庆义（403—444）的笔记小说《世说新语》，记述汉末、魏、晋士大夫言行。此间的志怪小说，开唐代传奇先河，又启发明清神魔小说。

书法艺术自汉末渐为人们重视，至魏晋南北朝已名家辈出，尤以东晋王羲之（321—379）、王献之（344—386）父子成就最高。羲之一变汉魏以来质朴书风，成妍美流便的新体，被推尊为“书圣”，其代表作《兰亭序》等历来为人所心慕手追。

佛教华化与道教融汇儒佛

魏晋南北朝儒学衰微，“高人乐遗世，学者习虚玄”，这种社会风尚当然有利于倡言“空无”的佛教发展。东汉虽有人信仰佛教，但只准西域人奉祠，汉人出家为僧，朝廷明令禁止。曹魏已有汉人做和尚，为“汉地沙门之始”，此后汉人出家为僧者渐多，以至高僧辈出，寺庙普建。仅据《洛阳伽蓝记》所载，西晋时洛阳即有白马寺、东牛寺等大型寺庙十座，沙门甚众。

佛教在中国的发展，提出对佛经译文质量的较高要求，于是有中土僧侣的西行取经，著名者为后秦法显（约337—约422），他历时十三年，遍及南亚，取归佛经，译出《大般泥洹经》等五种，又记述旅行经历，成《佛国记》（亦称《法显传》）。

在法显西行取经后二年，鸠摩罗什（343—413）从中亚来华，译出佛经九十八部。他精通梵文和汉语，所译佛经，既能符合原经旨意，保存“天然西域之语趣”，又与中国传统相应，文圆意通。

在中外僧人的共同努力下，佛经大量译出，注疏讲经之学也随之发展，在这一过程中，佛教逐渐中国化。东晋佛学大师道安（314—385）总结汉代以来的禅法与二系学说。其弟子慧远（334—416）一方面强词佛法是“不变之宗”，著《沙门不敬王者论》，维护佛教对政治的超越性，另一方面又调和佛学与儒学名教的矛盾，用佛学融合儒玄，这是印度佛教演为中国佛教的一个开端。竺道生（355—434）则倡言“一阐提皆得成佛”之说，认为“一阐提”（“断善根”的音译，意指恶人，难救药之人）也可以修炼成佛，并首创顿悟成佛说，这都使佛教赢得更大普及性，开出中国化佛学的理路。南朝梁武帝（464—549）则以“菩萨皇帝”身份，提出“三教同源”说，把儒道释三教始祖孔子、老子、释迦牟尼并称“三圣”，认为三教可以相互辉映。此后不久，一个华化佛教宗派——天台宗在浙江天台山创立，标志着中国佛学走上独立发展道路。

佛教在魏晋南北朝间的广泛流播，重要物化成果，其一是寺院的广为兴建，所谓“天下名山僧占多”。唐人杜牧诗云：“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便是极言南朝佛寺之多。其实，南朝佛寺何止四百八十，仅据《南史·郭祖深传》载，梁朝“都下佛寺五百余所，穷极宏丽，僧尼十余万，资产丰沃”。

其二是巨型石窟造像。在今甘肃、陕西、山西、河南、新疆、四川等地保有许多石窟和数以千计的佛像。最著名者，一为甘肃西部的敦煌莫高窟，晋太和元年（366）始建，历北魏、西魏、北周、至隋、唐五代、宋、元各朝都在此开凿，现存石窟四百多个，佛像2450尊，为石刻艺术精品；二为山西大同云冈石窟，魏文成帝（452—465在位）时始建，几百年间开凿五十多个洞窟，现存造像五万尊；三为河南洛阳龙门石窟，始凿于北魏孝文帝迁洛后第三年（497），中经东魏、北齐、北周、隋、唐诸朝，连续营造四百多年。现存佛龛二千一百个，佛像十万尊。此外，还有甘肃炳灵寺石窟、麦积山石窟等。

与外来佛教华化的同时，道教在魏晋间一方面吸收佛学，衍出轮回成仙说，善恶报应说，天堂地狱说；另一方面进一步与儒学糅合。东晋葛洪著《抱朴子》，内篇言“神仙方药”“养生延年”，外篇讲“人间得失，世事臧否”，其基本思想是以神仙养生为内，儒术应世为外，一面把道家术语附会金丹、神仙教理；一面坚持儒家纲常名教。此后，粗疏的早期道教（如太平道、五斗米道）演变为有较严密的组织和科律的金丹派道教，其教义反对佛教的消极寄望来世，而主张今生享受人间乐趣，其前提是讲求延年益寿，而炼丹、服丹又是延寿之法。北魏寇谦之（365—448）改革道教，创新天师道，不主张依赖吐纳交接之术和服食丹药，认为“修学长生”应以礼拜求度为主。

佛、道二教在魏晋南北朝的兴盛，与统治者的大力提倡颇有干系。佞佛尤甚的是南朝帝王，如宋文帝（407—453）、齐文宣王、梁武帝、陈武帝（503—559）、陈后主（553—640）等人。其中梁武帝曾广建佛寺，带头吃素，扶植寺院经济，一次布施寺院往往千万以上。他还四次舍身同泰寺为“寺奴”，每次都由百官用“钱一亿万”将他赎回。北朝魏太武帝（408—452）则崇奉新天师道，几乎立道教为国教。

有佞佛者必有灭佛者。一方面，儒士从护卫名教出发，著文斥佛教“使父子之亲隔，君臣之义乘，夫妇之和旷，友朋之信绝”；另一方面，有的帝王为着保证朝廷赋役，伸张中华王道正统，起而灭佛。如北魏太武帝诏令坑杀沙门、焚毁寺院、没收寺产。但北魏后期诸帝重新佞佛，北周武帝（560—578在位）遂再禁佛、道二教，又下诏灭佛，使“释子减三百万，皆复军民，归还编户”，增加了国家财赋兵役来源。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的灭佛，与以后的唐武宗、周世宗灭佛，合称“三武一宗灭佛”，佛教史称“法难”；而从中华文化的总体进程论，则是儒佛道三教彼此消长及社会政治经济矛盾运动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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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化十五讲》（长江人文馆）

冯天瑜 著

| 内容简介

本书汇集了文化史家冯天瑜先生的学术成果精粹。书中全面概述了中华文化史的奠基、人文传统的特质、中华文化发展的基础与脉络等宏观问题，立意深远，论证详明。该书以宏大的构思、丰富的内容，描绘出中华文化源远流长而又多姿多彩的生动图卷，全景展现了中华文化的生成机制和现代转型的发展进路。

| 作者简介

冯天瑜（1942—2023），历史文化学家，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从事中国文化史、区域史和概念史研究，著有《中国文化生成史》《中华元典精神》《“封建”考论》《中华文化生态论纲》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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