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信托不是秘密结构，而是治理工具；资产保护不是藏得多深，而是管得多好。

“信托被击穿”的热度虽已褪去，但许家印案背后的财富治理课题才刚开始。本文从信托实务角度，剖析哪些“资产保护术”仍然有效，哪些已成“幻觉”，揭示从“藏”到“治”的时代转向。

热度散去，但话题未完

前段时间，“许家印信托被击穿”的新闻一度登上热搜，成为公众茶余饭后的焦点。

如今话题渐渐降温，但在香港与国际信托业界，这场风波才刚刚进入理性回顾阶段。

需要先澄清的是：“信托被击穿”的说法并不准确。

香港高等法院在9月16日的判决是接管令（Receivership Order），属于程序性措施，目的在于确保资产披露令能被执行，并不意味着信托本身被判无效。

事实上，业内的专业人士——包括我所在的STEP（国际信托与遗产规划师协会）社群的多位专家已第一时间指出了这一误读，并对案件的法律程序进行了充分的分析。

因此，本文不再重复这些法律细节，而是希望从实践者角度讨论：在全球透明化、跨境监管日趋严格的今天，哪些“资产保护”策略依然有效，而哪些早已失灵？

香港法官看透的，不只是结构

法官在判词中引用英国前最高法院大法官、现任香港终审法院非常任法官Robert Walker勋爵的一句话：“法院不会容许命令被模糊的离岸信托与公司结构所规避。”

这句话的重点并非反对信托，而是指出了信托治理中的核心命题——意图与形式的背离。

如果信托的设立只是“纸上结构”，而实际控制权仍掌握在设立人手中，那么这种安排在司法审视下终究站不住脚。

信托制度的价值从来不在“藏”，而在“治”：当结构缺乏治理、缺乏独立受托人、缺乏制度化问责时，再复杂的“资产保护术”也只是幻觉。

富豪“防线”失灵的三个幻觉

幻觉一：转名就能避风险。

把资产登记在配偶、子女或公司名下，看似切割风险，实则高危。

香港《产业与物业条例》第60条规定，若资产转让意图或结果是损害债权人利益，即可被撤销。名义持有人制度（Nominee）本身合法，但若用于掩饰实际控制，法律上极易被穿透。

幻觉二：离岸地越“异国”，防护力越强。

坊间常听到“库克群岛两年+一年规则”或“防火墙法令”，但这些规定在实践中缺乏可验证案例。

相比之下，开曼、香港等成熟普通法法域虽披露要求更严格，但可提供更稳定的司法保护。

真正的防线不是“最神秘”的法域，而是“最可解释”的结构。

幻觉三：结构越复杂越安全。

多层BVI、开曼、信托交叉持股的“Layering”结构，曾是财富保护的主流打法。但在CRS/AEOI信息交换制度下，每一层都可能成为风险节点。“潘多拉文件”的曝光，更让复杂架构成为被重点关注的对象。

现代家族治理的逻辑已从“防火墙思维”转向“治理思维”。

全球信托业的新聚焦

虽然内地舆论热度已经过去，但香港法院的最新接管令，引发了海外信托界的广泛关注。

多家英文媒体在过去两周纷纷报道：法院并未判定信托无效，而是采取司法保全措施，以确保未来判决的可执行性。

海外同行关心的焦点，不在案件本身，而在三个问题：

香港如何平衡“穿透”与“保护”；中国财富崛起对全球信托业格局的影响；以及跨境信托治理如何在法律和文化差异中找到制度共识。

换句话说，许家印案在内地降温，却在国际专业圈升温。

从“藏”到“治”：信托的未来逻辑

信托的核心功能是治理，而不是隐藏。

它的价值在于建立家族内部的秩序和责任机制，而非作为“防火墙”隔离风险。

香港的普通法制度为这种治理提供了清晰的框架：既能“穿透滥用”，又能“保护诚实”。

香港法院此次判决所体现的原则，不仅在司法上具有警示意义，也为亚洲家族财富治理提供了方向：

信托不是秘密结构，而是治理工具；资产保护不是藏得多深，而是管得多好。

冷静后的启示

许家印案的讨论逐渐平息，但真正值得思考的是：在全球金融监管与信息透明化的大潮中，信托制度正在经历从“避险工具”到“治理体系”的转型。

对于中国高净值家族来说，下一步不在于“去哪设”，而在于“如何治”；对于香港而言，未来的竞争力不在于“保密”，而在于“可信”。

热度散去，但“资产保护”的再教育，才刚刚开始。（作者系香港持牌专业受托人、丰裕信托资深合伙人、香港中文大学家族企业研究中心理事、STEP及香港信托人公会委员会成员）